Margot at the Wedding

两姐妹在纽约上州的老屋重逢, 互相审视对方的生活和与周围亲人的关系. 姐妹关系可能是所有亲族关系中最复杂的, 特别是如果两姐妹年龄相近. 玛果是成功的作家, 姐姐是失意的老师, 她们曾是最好的朋友, 后来有了间隙, 互不往来多年. 玛果想在姐姐再次结婚之际与其修好, 结果却再次破坏了婚礼.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 或是我们最亲的人就是我们最坏的敌人, 因为我们最了解对方, 也比对方更敏感她自己的变化, 因为我们是旁观者; 我们也最知道怎么才能伤害对对方,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是无意识的, 我们的目的是为对方的好. 姐妹亲情的失落是世上最可悲的事, 我们怎么才能回到童年的天真与亲密中?

关于西藏

最近邮箱里收到好多关于西藏和抗议的邮件. 看到周围的朋友, 家人都不约而同地卷入其中. 梳理一下我们(中国人)对西藏的认识, 西方的视角和藏人的立场, 发现都在自说自话, 无交集可言.

回想起90年代初自己的西藏之行, 在人烟稀少的东南藏区, 为世上最奇异美妙且可畏的景色所震撼; 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宗教情怀----人在大而可畏的旷野中寻找可依托的所在; 也因着”扛大箱” 的缘故, 和当地的藏民有了亲密的接触, 第一次和人打起来, 且是一个带刀的藏族男人; 在中国最贫苦的县(索县), 看到县城里唯一的商店被藏族在暴乱中烧毁, 和当地的武警中队在铁栏隔离的营区中住了4天, 不过是每天和中队长和指导员撮麻将; 和同行的日本人躲在货车帆布下偷过进拉萨的检查站; 在大昭寺听英文流利的年轻喇嘛介绍他们的宗教和他们对中国的憎恨(他把我当成了日本人); 在布达拉宫看到在一个房间里菩萨造像上贴满了10元大钞, 另一个房间里, 因修缮的缘故, 大小的菩萨造像却堆在地上如垃圾一般; 在八廓街上仿佛回到了中世纪的集市, 抬头看到的却是杂乱的电线和不动声色的摄像机头; 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些贫苦而虔敬的藏民, 他们在人世的目的就是崇拜他们的神, 他们用膝盖杖量朝圣之路, 每个时刻都在祈祷颂经, 把自己的所有财富都奉献给寺庙. 然而他们绝不是悲苦的, 而是单纯快乐的. 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我坐在布达拉宫对面的街边, 看着这座雄伟的宫殿和以它为分界的新旧拉萨城, 一边是古老, 奇异, 宗教的, 一边是崭新, 熟悉和世俗的, 心里充满了矛盾. 今天我的心里还是ambivalent (找不到合适的中文词), 一方面觉得我们汉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是在改变西藏, 他们的智识阶层基于自己的政治宗教理念有理由把汉人当作侵入者; 另一方面文化的交融和经济发展是不可避免的(inevitable), 中国在西藏的投入也是巨大的,不可能放弃. 这些年来国内的国家/民族主义情绪,西方对西藏的的浪漫化都各自造就了一套自己的西藏话语, 达赖对西方政治和媒体的成功运作更加剧了西藏问题的复杂性. 想起夏目漱石的话"有明之处必有暗,明多之处暗亦多". Truth is really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

冬季最后的一场病

上周五R开始发高烧，我们周六带他去看医生，说他是病毒感染，扁桃腺附近都是发炎的白点，嘴里也有。他大概是嘴里痛，边吃奶边哭，最后干脆不肯吃了. 医生有点怀疑他是不是口足病，让我观察他的手脚有没有出现红点，第二天我看到几个，一开始非常担心，因为口足病是会传染的，也没有有效的抗菌素，我怕T也给传染到。所以周一我就给老板请假在家里上班，所幸R的烧周一早上就退了，也肯吃奶了。

周一下午K接T从幼儿园回来，说T下午4点左右也发烧了，也是高烧，我让她张嘴一看，里面和弟弟一样有红点。她烧得很高，烫得要命，吃退烧药也没有多大作用，最后就给她敷冰袋，我看她的手上，也有几个小红点，我当时是确信他们感染了口足病。第二天早上，虽然T的烧退了一些，我们还是决定带她去看医生，确诊一下。医生看过说不是口足病。口足病人手脚和嘴上都是水泡，并且是夏秋发病。T手上的红点应该是病毒感染所致。我这下才放了心。T也和弟弟一样，两天过后烧才退，其间也是不肯吃东西，周四才去上学。周五晚上去查经，聊起来发现好几家的小孩都得了同样的病，也有大人得的，看来是流行性病毒。算起来，今年冬天的流行病我们家都赶上了，特别是R。我的朋友安慰我说，小孩在一岁前生病多，一岁后就生病少了。好在这次两个孩子都在一周之内恢复了，大人也没有给传上，希望这是今年冬季最后的一场病。

周五我带R去六个月体检。他的身高是90%，体重70%，医生说他很健康。小孩子真是恢复得快！

果雅的鬼魂

第一次看果雅的画时, 感觉没有18世纪的浮华, 反而有一种20世纪的狰狞与黑暗. 原来他也是乱世之子. 他的一生经历了宗教裁判所, 法国大革命, 拿破伦的入侵, 西班牙的内战. 死亡, 痛苦和疯狂成了他后期创作的主题. 昨晚看"果雅的鬼魂", 通过两个果雅画中的人物和他们交织的命运, 把整个时代的颠狂和个人的不幸演绎出来, 让人对西班牙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是欧洲成立最早的宗教裁判所, 它所代表的神权专制, 它所拥有的无限权力和恐怖手段, 对新教徒,犹太人和摩尔人的迫害, 对"异端"知识的禁忌, 成为天主教中最为人所垢病的机构. (边看边想起启示录中关于别加莫教会的经节). 法国大革命诱发的革命浪潮席卷欧洲, 一个暴政为另一个暴政所颠覆, 宗教裁判所走到了它的终结, 可是它的受害者并没有得当公义, 反而被以解放和革命的名义加倍剥夺. 果雅的乱世之画是黑暗之画, 让人看到在撒但国度中人的日子如何.

“信”与“知”

“信”与“知”的问题是知识分子信主历程中的一个坎。很多人认为基督教要求人必须dumb down才能信主。这样的看法其实没错，因为我们所受的现代教育与训练给我们太多知性上的窒锢与扭曲，让我们把不完善的科学当作终极的真理来崇拜，把有限的认知当作完善的体系而不自知，并自诩道德的优越与超然。dumb down还真是一个清除毒素，返璞归真的过程呢！

最近在查罗马书，今天在网上看到此文，觉得讲得很好，特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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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与“知”──从哈佛的校徽谈起 　　　　　　　　　　　　
基甸

哈佛大学是美国着名的“常春藤”大学之一。但今天很少人知道哈佛大学在历史上曾经以“认识上帝”为建校目标。最早的哈佛校徽上，有拉丁文“Ve-ri-tas”（真理）的字样，分布在三本书上，周围环绕着“pro Christo et ecclesia＂等字，翻译成中文，就是“为基督及教会（的真理）”。校徽中的两本书是向上翻开的，另一本书则朝下扣着。翻开的两本书，象征上帝启示给人类的知识；扣着的那本书，则象征人类对上帝的真理不可能全部掌握，上帝有上帝的奥秘，人对上帝应该有敬畏之心。今天，你在哈佛的校徽上，还能见到Ve-ri-tas 的字样，但是三本书都是向上翻开的，其余的字也不复存在了。

知识、真理与上帝有什么关系？基督教为什么会有神学？神学不是人的学问吗？基督教信仰不是与“人本主义”相左的吗？这个问题不但非基督徒会质疑，基督徒同样会有困惑。少数比较极端的基督徒，甚至把神学视为“属魔鬼的东西”。

实际上这个问题也就是如何看待“信”与“知”，即信仰与理性两者的关系的问题。按照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人因为犯罪堕落与上帝隔绝，已经没有能力靠自己的理性认识关于上帝的全部真理。人获取终极全部真知识的唯一途径，是接受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启示有两种：1）普遍启示，即如康德所谓“在我头上的灿烂星空，在我心中的道德律令”。2）特殊启示，即圣经与耶稣基督。（培根用“两本书”来比喻这两种启示。所谓的“两本书”，一本是大自然，一本是圣经。）一方面，上帝的启示是完整清楚的，人足以从中了解人的得救和人与上帝的和好；另一方面，上帝有他的奥秘，而人的理性有严重的局限，因此正如早期的哈佛校徽所表明的，上帝的真理，人不能全部掌握，因此人需要谦卑，同时需要努力追求认识上帝的真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想当然地以为，“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反智、反知识，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迷信、盲信就好，信了就上天堂，知识越多越“反动”。可这真的是“因信称义”的意思吗？“因信称义”真的引向反理性、反智的“盲信”吗？基督教信仰真的是反理性的吗？

基督教信仰当然是讲“信而得救”的。基督教信仰的知识论相信，人认识上帝，必然出于上帝自己超越的启示，即自上而下的“神找人”，而不是像抓着自己的头发想把自己提起来一样的“人找神”（参见《哥林多前书》一二等章，《约翰福音》三章，及《罗马书》等）。但是另一方面，基督教信仰并不排斥理性，反而给理性适当的位置，在一定的范围内肯定理性的价值。这样的理性观，正是跟传统基督教的“以信求知”的思想一致的。正如神学家、早期教父奥古斯丁，是相信“因信称义”的“恩典神学”的，但是他同时强调“信心”本身并不是人得救的条件或者得救的原因──就是说人不能指着自己的“信心”自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以弗所书》2：8）。用同样强调“因信称义”的马丁·路德的话来说，“因信称义”是人“通过信”被上帝称为义（即被宣布为“无罪”），而不是“因为信”就得称义──上帝以恩典称人为义，人以信来领受。信心是人得救的工具和媒介，而不是得救的条件或原因。信心既然不是得救的条件或原因，那么信心的功用是什么呢？按照奥古斯丁的观点，“信心只用于未见之事”，能够看见的事不需要信心。对得救、属上帝的人来说，上帝及上帝的道，就是“未见之事”。所以基督徒认识上帝，是“以信开始，而以眼见来完成”。人从接受上帝的恩典开始，直到最终能够明白看见上帝恩典的成全，就是“信仰寻求理解”的过程。“信心”是基督徒最初“领恩”的媒介，“信仰”是基督徒得救以后“知恩”所构成的理解。信心引导我们寻求对得救的理解，正如保罗所说，“知道所信的是谁”（《提摩太后书》1：12）。对奥古斯丁而言，真正的信仰，必然需要寻求理解明白，“谁只相信他所不知道的事，谁就不能说是寻见了”。更进一步地说，真正的信仰就是真正的明白。因为基督信仰并非一种心理作用，而是终极关怀，人要相信明白的是上帝启示的真理。真理之为真理，绝不取决于我们心理上的认同。所以对真理的终极追求，就是对真理的信仰和明白。因此人凭信心接受上帝的启示与救恩，而信心必然寻求理解，从而形成系统化的信仰。信心引导理性不断寻求更深的理解与明白。所以按照基督教信仰，基督徒都是以蒙恩得救开始，继而“以信求知”，以至最终明白真道。因此基督徒信了之后，还要去理解、去明白，要“深知道所信的是谁”，不但相信神，而且也要“知道”、“认识”神。当今广受欢迎的福音派神学家巴刻（J. I. Packer），写过一本很有影响的书，书名就叫《认识神》（Knowing God）。新约圣经就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3）“以信求知”，并不是只信基督教信仰限于理性能够确认的部分。信仰超越理性，它能够承接由启示而来的真理，而这是理性难以理解的。理性的角色是在启示所得的知识上建造、探索其含义究竟为何。中世纪的思想家吉尔松（Gilson），将基督教信仰体系比喻为华丽的大教堂，它建立于理性的基石上，但是其巍峨的建构，却高出理性的基础，远超过理性所能了解的。所以奥古斯丁所谓的“理解力”，也并不是如康德所批判的“纯粹理性”，而是结合人的理智、情感、意志的全人的对真理的追求，正如奥氏在《忏悔录》中所描述的、人寻找上帝的“心灵之旅”。

从以上的角度来看，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对“神学有什么用”的回答，就应该很清楚了。当然，基督教有两千年的历史，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数以亿计，基督教神学的体系的确是繁杂和多元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喜欢批评的经院神学，其实只是历史上天主教神学的一派，并不能代表基督教神学。在阿奎那（Thomas Aquinas，AD1225-1274）的时代，经院神学为了基督教神学系统化和“显明内在理性”的需要，开始从希腊哲学中寻求支持。当时的神学家们，似乎对亚里斯多德情有独钟，认定他的理念可以为基督教神学的发展，提供理性的基础，也可以用来对抗反对基督教的人士，护卫基督教信仰。这也就是后来的天主教的护教学所采取的进路（这种护教的进路，在今天的基督徒当中，也许仍然有其影响）。阿奎那的雄心壮志，是要建构一种兼具信仰与理性的知识体系，这也就是后来经院哲（神）学无所不包的“神学大全”的由来（阿奎那的巨著就叫《神学大全》）。今天我们一提到“经院神学”，就会想到“一个针尖上能够站几个天使＂之类的迂腐得可笑的“课题”。而阿奎那证明上帝存在的“五法”，更是著名。在福音派新教基督徒看来，阿奎那等人的知识论和护教理念（即所谓“自然神学”），有一个致命的先设，就是人的理性尚未完全堕落，所以人可以通过“中立＂的理性来认识上帝，甚至仅仅依靠理性就能认识上帝。而这是不符合圣经所启示的知识论的。圣经清楚地表明，人背离上帝犯罪堕落，而人的堕落是“全人”的，包括理性的昏暗和蒙昧。堕落的罪人会压抑真理（《罗马书》1：19-23）。因此圣经断然拒斥人可以仅仅靠着理性归回上帝的可能性。经院神学以后，基督教神学一直在发展。及至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改教家们倡导“唯独圣经”和“唯独信心”等，实际上是对“经院神学”中的理性主义进路的逆动和抗争。马丁·路德（1483-1546）极力反抗亚里斯多德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统治，提倡正本清源回到奥古斯丁“以信求知”的原则，强调人的理性必须被信仰所引导。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强调教义和教理，将教义与信仰生活紧密相连。加尔文重新以真知识（认识神）作为神学的主旨，也是溯源“以信求知”的理念。加尔文讲的“知识”，是救赎性的“以信求知”中的“知”，而不是形而上学的知识论。而路德和加尔文，正可以说是新教神学的代表。

从改教到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对信仰与理性的关系的言说，逐渐走向多元化。对此议题有较多、较深入探讨的神学家，包括了有存在主义意味的克尔凯戈尔（Kierkegaard，或译祈克果）、注重信仰经验的士莱马赫（Schleiermacher）、强调“历史意识”的特洛尔奇（Troeltsch）、关注“处境化”的蒂利希（Tillich，或译田力克），和注重“先设”护教的范泰尔（Van Til），等等。不过在二十世纪西方多元化的神学中，最引人注目、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的，大概还是巴特（Barth）的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新正统神学”。巴特希望建构的“神学大厦”，乃是一方面确立传统的教义学（巴特的巨篇代表作即是《教会教义学》），一方面又力图与种种现代思潮对话。巴特仍然视神学为“信仰寻求理解”，他认为神学是人“关于上帝的言说”。面对现代主义和自由派神学，巴特奋起抗争，竭力批判（然而范泰尔等认为，巴特仍然接受了自由派神学和世俗哲学的一些先设）。

西方现代神学经历了现代主义和自由派神学的冲击，今天又面临后现代思潮的泛滥，对信仰与理性的反思仍然在继续。毋庸讳言，对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当今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看法是多元化的。“耶路撒冷和雅典”，是两千年的古老问题了。基督徒中虽有极端“反智”的，但是大多数基督徒，并不把理性和信仰绝对地对立起来。基督徒的信仰建立在上帝启示的真理之上，因此基督徒信仰的对象是“客观”的。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信则灵”。上帝，还有上帝创造的自然律，存在就存在，不依赖于我们的相信与否。人的堕落是全人的，上帝的救赎也是全人的。基督徒的信仰，认真地说，并非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不是只在礼拜天做礼拜，却跟自己的生活世界完全无关。正如神学家、教育家、新闻家、政治家凯帕尔（Kuyper）所说，基督徒的信仰，应该是一个“生命（生活）体系”，是涵盖科学、哲学、艺术、政治等等整个人生与社会层面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1]。基督徒可以而且应该，努力在各个领域“荣神益人”，当最好的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政治家……而且既然上帝有普遍启示，现代自然科学也好，哲学人文也好，对基督徒来说，都不会没有价值，都是上帝显明其普遍启示的管道，当然也都可以用来见证和荣耀上帝。加尔文说过“假如我们相信，上帝的灵是真理惟一的源泉，那么不管真理在何处显明，我们都不应该拒绝或藐视，要不然我们就是侮辱上帝的灵了。”[2]当然，启蒙运动以后的西方思想，基本上是人本主义，与基督教信仰渐行渐远。宗教被视为跟“生活世界”完全隔离，是“形而上学”的“二楼”，表面上似乎很超越，实际上却虚无缥缈，是非常“业余”和“私人性”的“爱好”。在1836年以后的哈佛校徽上，那本象征敬畏上帝的书，也变成朝上翻开了，意味着人已经不再需要敬畏上帝，教育和“宗教”不再搅在一起，上帝被逐出知识和思想的领地。不要说世俗的大学，就是今天的一些“自由派”的神学院，也都不把“认识上帝”当作目标，其神学研究可以完全跟信仰分开，变成完全的学术性研究。目前中国的一些基督教研究机构就是这样的，甚至接收了许多根本不相信上帝的人[3]──虽然，在很多基督徒看来，一帮根本不相信上帝的人，在那里穷研究上帝，多少是有点搞笑的。

参考文帖：
[1]凯帕尔着、王兆丰译《加尔文主义讲座》http://godoor.net/jidianlinks/kp/kp.htm
[2]加尔文《基督教要义》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org/new/ReformationTheology/institutes/institutes.html
[3]基督教研究机构与学术刊物http://www.godoor.net/whjdt/yjjg.htm

本文其它参考资料：
1. 陈佐人，《教义、神学与“文化基督徒＂》，《文化基督徒：现象与论争》，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编，香港，1997。
2. A. E. McGrath, 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中译本《基督教神学手册》，刘良淑、王瑞琦译，校园书房出版社，台北，1998。

丹-海西的简历

公司的新老板上任两个月了，周五是第二次员工大会。丹-海西看上去其貌不扬，但是说话很简明，其中不少Pop Culture references. 我还是第一次听他讲话，竟然没有昏昏欲睡，反而对他的背景产生了一点兴趣，晚上回家在网上狗了一圈，看到了他在2002年的一篇采访，之中有他自己详细的背景介绍，可算是美国白领精英的典型简历。

丹-海西出身于军人家庭，从小随军四处为家，从小学到高中的12年中转了10所学校。他17岁离家去上大学，就此自立。先在圣母大学学西欧研究，毕业后去了康乃尔的商学院。当时AT&T在顶尖的商学院招收暑假实习生，但康乃尔不在其中。他通过在哈佛法学院的姐姐，拿到申请材料，竟然给AT&T录取。毕业后他就去了AT&T。70年代的AT&T还没有被分割成baby Bells，是通信业的龙头老大。AT&T有一个管理轮岗培训项目，丹-海西在20多年中转了10几个部门，从产品，销售，开发做到设备，人事，技术；从国内做到海外，手下从10多个人到几千人。AT&T对他们也不惜资本，80年代中送他去MIT的商学院学习，和他同时去的就是后来惠普的老总卡丽-费奥娜。这个管理轮岗培训造就了一大批今天美国通信业的领导人。在网络泡沫的高峰，丹-海西离开了AT&T去了一个Startup. 这也许是他判断失误之处，两年后他又回到传统的电信企业，这次是Embaque，之后是我们公司。

被问及他的教育背景给他最大的益处是什么？他说是他的文科教育，特别是对他口头和书面表达的训练以及他从小转学的经历--让他能适应不同的环境，学会与不同的人相处。特别触动我的是美国大公司对人才的投资，对职业经理的训练。一旦你有机会进入这样的公司，并勤奋肯干，成为精英不过是迟早的事。

回乡省亲记（三）

时隔一年才又来续上去年回国的见闻.

新年前回到昆明, 除夕那天三姐邀约我们去位于安宁的一个日式温泉度假村过年. 安宁离昆明大约一个多钟头的车程, 以硫磺温泉闻名, 是个沉睡的小城. 去国前我也来过这里多次, 虽然有"天下第一汤" 的题名, 其实温泉浴场就跟游泳池差不多. 记得有一次植树完后单位组织来这里泡汤, 大概是因为温度太高, 我在大池里游了几个来回后, 被旁边游过的人撞了一下, 竟失去平衡, 呛了几口水, 慌张之下, 竟自沉底了. 所幸有同事看到我在水中挣扎, 赶快把我捞起来.

到安宁的那天有点阴雨, 窄窄的街道上人迹稀少, 小城还有很多80年代的痕迹; 所不同的是螳螂川沿岸现在都是新建的联排别墅. 路上摩肩接踵有各式的小温泉浴场. 也许是除夕的缘故, 人们都回家过年了, 街上一派萧条冷落的样子, 让人想起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里的场景. 我们所去的日式温泉度假村位于郊外的山脚下, 顺缓坡而上, 日本式的园林中, 一个个造型别致, 热气腾升的露天汤池散落在葱郁的森林中. 我们全家租了一幢小木楼, 两室一厅, 地板是竹编的细席. 打开客厅的拉门, 后院里在亭榭和大树环抱中是一个四层的露天石头汤池. 不是夜幕降临后我们开始泡汤, 全家人躺在热气腾腾的池中, 一边聊天, 一边听鸟鸣, 看小雨转成雪花从天空中无边无际地撒落下来, 让人感慨人生的幸福莫过于此!

基督徒与世界

去年回国省亲时，在紧张的行程中还是抽空和爸爸去参加了一次当地三自教会的主日崇拜。那天讲道的是一个20来岁的年轻女子，颇有书卷味，大概是神学院毕业不久的，讲道的题目是“基督徒与世界”。我一方面为她小小年纪就敢来宣讲这样大的题目而觉得有趣，另一方面也对大陆官方首肯的神学见地甚好奇。果然她言辞虽流利，然而神学的根基浅薄，对基督徒“做盐”，“做光”的理解竟是是基督徒如何在世人面前做榜样！整篇的信息颇像团支书在做思想工作。

在[奇异恩典]中，韦伯佛斯对神要他在这个世界上做何等的工作还犹疑不定时，约翰-牛顿提醒他: “remember, you're in the world, not of the world. ” 韦伯佛斯所生活的时期正是风云激荡的年代：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英法战争...。从波士顿到巴黎到伦敦，“革命”是当时最为时尚的词汇。如果不是因着他的信仰，韦伯佛斯所倡立的社会变革运动很可能也走向极端，成为“革命”的协从。从雅各宾暴政所显示的来看，人民的革命与群氓的专制有时仅一线之分，真正恒久的社会改良决不是一夕的革命所能成就的。革命所改变的只是外在的社会结构，真正的人心的改变只有来自神的救赎。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客旅，是寄居者。我想对基督徒来说，这个世界和一切属世的东西终归要废去, 我们的心怀意念当专注于天, 在这世界上行走天路历程, 彰显神的怜悯，恩慈与荣耀。

奇异恩典

昨天重看2007年拍的[奇异恩典]，讲的是威廉-韦伯佛斯和他领导的英国废奴运动。其中约翰-牛顿的“奇异恩典”一歌被用来贯穿故事的发展。记得第一次听到“奇异恩典”是91年第一次来美国时。时值圣诞节期，在洛杉矶的大街上，街上临时搭起的露天舞台上，一位女高音在唱一支动人心弦的歌。当时并不知道这歌的名字，只是觉得好听。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著名的“奇异恩典”；更后来，信主之后才知道这首歌的作者曾是个奴隶贩子，他的得救经历让他写出了这首被广为传唱的诗歌。

每次唱这首歌，最触动我心的是这句, "How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appear the hour I first believed."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How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appear
The hour I first believed.

Through many dangers, toils and snares
I have already come;
'Tis Grace that brought me safe thus far and
Grace will lead me home.

The Lord has promised good to me.
His word my hope secures.
He will my shield and portion be,
As long as life endures.

Yea, when this flesh and heart shall fail,
And mortal life shall cease,
I shall possess within the veil,
A life of joy and peace.

When we've been here ten thousand years
Bright shining as the sun.
We've no less days to sing God's praise
Than when we've first begun.

回乡省亲记（二）

广州的饮食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不油腻，口味清淡，每样菜都别具匠心。可惜三个月后，这些年菜的印象都模糊了。下次我该把每样菜都拍下来。我们冬至那天去离家很远的一家k酒楼吃晚饭。对广东人来说，冬至节是小年，街上车水马龙，充满节日的气息。小叔平时的工作大概多是饭桌上完成的，是点菜高手，每次都不重复。K的同学也请吃农家菜，看似粗糙，其实很有味道。家对面的“稻香”是早茶出名的酒楼。每次都要提前一，二个钟头去拿号等位。我们前后去了４次，算是过足了饕餮之瘾。除了几餐在家里吃之外，几乎每天都在外面吃饭。我们所去的每个餐馆酒楼都是座无虚席，人头攒动。中国人之好吃可见一斑。吃了三天之后，我们的美国肠胃就开始造反了，k也开始叫口涩。真佩服那些天天吃餐馆的同胞。

回乡省亲记（一）

圣诞节前我们一家回到广州，这是自三年前萨斯爆发后我们再次回乡省亲。不到三年的时间，中国的变化似乎比过去十年为甚。广州的街道增添了许多绿意，街上的行人似乎更加年轻，更加匆忙。第二天早上出门，竟然看到了蓝天。去离家不远的“名流”剪发，最后竟架不住理发师的游说做了一个“陶瓷烫”。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二次烫发。第一次是大二的时候，当时烫完就后悔了。这次也不例外。看着镜中的自己头上的波浪很是陌生，当场就后悔莫及，看来自己是和烫发无缘了。当自己正在理发椅上坐立不安时，在镜中看到也在剪发的如立，头上也顶了一头白色的发卷。原来他被告知“发根太硬”，需要电一电。走出“名流”，看着如立被发胶竖立起来的头发，和街上的年轻人别无二致，也觉得怪怪的。再问付了多少钱，竟是快９００大圆。看来我们两个“乡下人”被宰没商量。

文学青年的成长路

昨天继续读《她的丈夫》。苏薇娅是个忠实的日记手，她把生活中的点滴都记录在她的日记中。她在日记中描绘周围的人事，记录自己的心情，日记本不光是她的私人园地，也是她积累写作素材，磨练文笔的地方。她大概没有想过，在她过身之后，她的日记本身最终也成了一部出色的作品。

我为苏薇娅和泰德折服的另一个方面是他们坚韧的自制力和对文学的无比确信。她和泰德每天都阅读，写作４到７个小时，即使他们有了孩子之后，他们制订出轮班的制度，一个人照顾小孩，另一个人写作。在文学上他们是同志，彼此启发，批评，挑战对方。他们放弃了当时看来给文学青年最好报酬的职业：电影，电视和广告界，而选择成为靠稿费为生的诗人。他们确信文学能给他们无以伦比的自由，创造力和影响力。文学的女神也真实地奖赏他们了。

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文学青年的成长之路，不光是从他们的作品，更是从他们内心的世界来观察他们。回想起自己的文学之路，我缺少的正是这样的确信与坚韧。

泰德的童年

泰德所生长的约克郡定义了他的童年。这也是呼啸山庄所描写的约克郡。我印象之中充满了荒僻，凄凉与寒冷。在泰德成长的时候，这里已是后工业革命的废墟，废弃的纺织厂，破败的村落，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夺去了这里的男性。泰德的父亲比利是一战幸存者，在战争中失去了所用的同伴，退伍回来后变成了沉默的人，在年轻泰德的眼中是个失败者，直到比利去世后，泰德才认识到比利在一战中的英勇行为，父亲的沉默才成为他的“灵粮”。泰德的母亲有凯尔特血缘，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善于讲故事。她也有通灵的异禀。他后来意识到正是她母亲孕育了他的诗歌才华。然而真正影响了泰德成长的，是比他大１０岁的哥哥－杰拉德。杰拉德从小就带他打猎，露营，在自然中训练了泰德的“副脑”－－对自然的敏锐观察，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以及猎手的冷酷。他一方面崇拜杰拉德，在诗歌中幻想成为杰拉德的双生兄弟，重回两人童年的天堂，另一方面他必须把自己和杰拉德分别开来，取代杰拉德在母亲心中的地位。泰德把他的“副脑”用在语言和写作中，在诗歌中不再是猎手，而成了带领动物起舞的巫师。

Maya Lin

昨晚看一个拍于９５年的Maya Lin纪录片-Strong Clear Vision，深深为她的才华和个性所折服，不由对她的生长背景生出浓厚的兴趣来。虽然看完片子已近午夜，我还是继续上网搜寻她的资料，结果在PBS上看到Bill Moyers对她的采访，访谈中有很多地方让人深思。

Maya Lin的父母跟一般的中国移民父母不同，她父亲是陶艺家，母亲是文学教授，她虽然生长在中西部偏僻的大学城，但是家庭的学术风氛围浓厚，她的父母有传统文人的清高孤傲，但很开明，从不要求孩子追名逐利，也不强求孩子接受中国文化。这样自由的放养才造就了Maya特立独性的个性和她旁观者的态度，让她在小小年纪就以设计越战纪念碑脱颖而出。她的东方直觉在她不知不觉中造就了她独特的设计风格和理念。她的坚韧让她在当时的时代氛围能面对批评攻击，勇气满满，不害怕退缩。

Maya的成长是溶入主流社会的过程，然而在这过程中，她还是不断发现自己的身份界线，渐渐愿意来认识她父母的过去和他们代表的文化传统。我发现几乎所有的第二代都经历了这样的历程。不奇怪Maya的自传就叫
"Boundaries"。 其实这代人的优势在于他们可以不受任何Boundaries的限制，在其中自由游走。

Bill Moyers的"Becoming American"系列除了采访Maya Lin之外，还有其他的，Gish Jen和查建英，我发现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差别还是很大，查建英关心的是美国人对美籍华人的身份认同，在她的潜意识中美国还是“他者”。对Gish Jen来说，这就是她的身份与存在，不需任何人的认同。

数据时代的自我记忆

最早人类关于自己的记忆是由口耳相传的诗歌和故事做载体的，后来才有了纸张。进入数据时代，传媒的载体不再是传统的纸张，而是计算机的硬盘。我们把关于自己的记录散布在自己的个人电脑或是由网络连接的某个遥远的电脑上。我们的生命历程给转化成０和１的字符，刻写在电脑的硬盘上，不知路径的外人无法轻易发现我们记忆的所在，同时我们个人的私密在匿名的面具后面也可以公之于众。

在战乱中成长的父母亲一辈关于他们家族，故乡的记忆只存留在他们的脑海记忆中。到我们这一代去国离乡的时候，能带走的只有几张儿时的照片和几本旧时的日记，以后每次回国就蚂蚁搬家一样搬一点自己的照片。家里的大像册是大家共有的，多亏数据时代的来临，可以扫描下来这大像册，装在小小的光盘里带来美国。可是故乡的风情，气味是无法扫描的，只有在梦幻之间才能在心底舌间体会。到恬恬这一代，从出生伊始就开始了她们数据的记忆：影像与文字，她们的成长也被这数据的空间所定义。

当前天发现恬恬从１０个月到１８个月之间的照片都被K不小心删掉后，我真的是痛心疾首，好像他谋杀了这８个月的女儿。我担心没有这些记录将来我如何与恬恬交待。不想让她像自己一样揣测自己小时侯长什么样子。在她还没有自己的自我记忆以前，我必须帮她记忆。

虚惊一场

恬恬昨晚让我们虚惊一场。晚上吃水果前，Kevin带她去洗手。我听到她哭起来，等她回来，一脸委屈可怜的样子，指着她的左手腕说“痛痛”。Kevin说，把她从洗手台抱下来的时候，听到她的手腕响了一声。我给她东西，她不愿意用左手来接，小声哼哼，左手无力地垂着。没给她洗澡就让她睡了，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左手搭在肚子上， 一点也没有平时的固执，等我要离开她，她也只是抬起半个身子，用右手象征性地来示意我留下。等她睡着了，我溜出她的房间，去查育儿宝典，看到小儿骨折的一段，觉得症状很相符。刚好第二天是哥伦布日，Kevin在家。跟他商量一早带恬恬去看大夫。睡了一个多小时，突然听到恬恬的哭声，赶紧上楼去看她，原来她翻了个身，压住了自己的左手。我抱她起来，看看她的手腕，似乎有点肿，和Kevin商量了一下要不要给她上甲板固定，最后还是决定算了，决定让她睡过夜再说。给她换了个方向，她又沉沉睡去。我们两个回到楼下，回想着她平时活泼可爱的样子和现在的可怜模样，心里很担心，伤筋动骨一百天，不晓得这下她要多久才会好。半夜睡觉时我祷告神让她睡一觉起来就好了。虽然是这样祷告，心里还是没底，一夜似乎都在竖着耳朵听她有没有哭。早上七点多，终于听到她哼叽的声音，Kevin赶快下床去楼下，我也接着起来。下楼看到她坐在台子上跟我笑，问她手手还痛不痛，她看看自己的右手指，没有表示。Kevin说她可以自己抱着杯子喝牛奶，应该是没问题了。我给她一个叉子，她也用左手来接了，我们终于舒了一口气。感激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否认状态》

选举季节就要来了，昨天看电视新闻，可叹鲍伯－伍德沃德的“否认状态”被佛州众议员和国会小厮的电邮性丑闻抢了上风。伍德沃德在书中所写的不过是头脑稍微清楚一点的人们都清楚的事实：布什政府一贯的欺骗和这场师出无名的战争。伍德沃德在拉里－金的采访中说，伊战可能要比越战持续时间更长，军中人士估计要７到８年时间；布什最后只有通过和民主党达成共识，才能为伊战寻求一条出路。民主党也是稀泥扶不上墙，至今没有一个清楚的立场。可怜的是那些枉死的士兵和平民。

老昆明的十大建筑

云南省体育馆
在大楼后面的体育场看过崔健，张学友演唱会，也看过公审毒犯大会，印象中好几个毒犯都是回民，穿着白鞋。会后公安当场焚毁海洛因，一下午附近的街道都飘着古怪的气味。


云南省博物馆
苏式建筑，坐落在曾经是安静的国防路口。有一年陪纪斯道采访，在空荡荡的大厅门口有个卖纪念品的柜台，买了一个小小的呲牙咧嘴的苗族面具，现在还挂在家里进门的地方。


云南艺术剧院
第一次去那里好像是幼儿园时代，我们在舞台上表演“大寨亚克西”。有一次和HK去看电影，在台阶上看到CL在等人，只有装做没有看到他，从他旁边走过去。


翠湖宾馆
第一次去那里也是小时候，爸爸开会聚餐，把我带去，我躲在宴会桌下面，爸爸把排骨偷偷给我吃。后来工作了，这里成了时常光顾的地方。


云南饭店
某个清晨离开那里的时候，觉得生活是这样清新美好，污浊怎能羁绊。


昆明饭店
公款腐败最多去的地方。


东风大楼
爸爸的办公室曾在这里。在住房紧张的７０年代末，家里最大的盼望就是在那里分到宿舍。


云南省农业展览馆
年货街和毛主席像


昆明百货大楼
昆明的中心。差一点成了我人生的一个路口。


昆明邮电大楼
单位的边上。

鲍勃－迪伦

８０年代中国年轻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实际上只涵盖１９世纪的范畴，就自己来说对２０世纪的西方文化认识只停留在十几个人身上（萨特，T.S.爱略特，海明威, 等）。第一次接触美国当代文化是三卷套的美国文学史论丛。从Malcolm Cowley《流放者的归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开始，到Larzer Ziff的《一八九零年代的美国--迷惘的一代人的岁月》和Morris Dickstein的《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的感觉仿佛是开启了天窗，看到自己顶礼膜拜的美国文化的真实面貌。《伊甸园之门》描述的美国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反文化校园抗争，民歌复兴运动等等，特别切合了８０年代末中国大学校园的民主自由的变更氛围。从鲍勃－迪伦身上仿佛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兄长，从他的歌词中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当时校园里流行的美国乡村歌曲１０１首收录了很多六十年代的民歌。其中的几首“答案在风中飘”，“沉默的声音”，“斯卡博落集市”更是口耳相传，几乎人人会唱。２０年后我才知道“答案在风中飘”其实是迪伦的作品。

昨天晚上看马丁－斯科西斯的《归乡无路》才发现真正的鲍勃－迪伦并不象书中描绘的那样是自觉的反文化英雄, 他是个特立独行的歌者。从明尼苏达的小镇出发，短短几年鲍勃－迪伦成为纽约反文化阵营的英雄，为爱伦－金斯堡视为垮掉一代的接棒人，实在是个奇迹。他的师传来自名歌，乡村，蓝调和早期的摇滚乐，特别是深受三，四十年代的民歌手伍迪－噶斯瑞的影响。老旧的唱片和波西米亚人的生活方式是他早期的灵感来源，他像海绵一样吸收各种音乐元素和思想，从演唱，改编别人的作品到自写自唱。在古老的民歌旋律演绎反体制的和社会批判。如圣灵附体，鲍勃－迪伦在他的歌中把住了一个时代的脉搏，他是预言者，是巫师（Shaman)在山巅宣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金斯堡语）。他的歌(Blowin' in the Wind)在民权运动中，在向华盛顿进军中被广为传唱，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言歌。然而鲍勃－迪伦并不想只成为左翼的歌手，他拒绝成为政治和意识行态的传声筒，当他把木吉他和口琴换成电吉他，唱出“像一块滚石”后，他被民歌运动的同志和支持者视为“犹大”。然而他继续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１９９７年看克林顿在肯尼迪中心授以鲍勃－迪伦勋章，蓬乱的长发，紧身衣裤，老迪伦一副讪讪的样子。当时我想，当年他们这代人所反对的体制在４０年后终于收编了鲍勃－迪伦。

今天在网上古狗，发现迪伦这个立陶宛犹太人的后代在１９８０年成了重生的基督徒。

《生日信》之一

泰德的《生日信》从“富布赖特学者”写起，好像一个人与生人谈起自己的人生，开始是琐碎的记忆，无关紧要的细节。他第一次和苏薇亚有关联的记忆是从美味的苹果开始，就像夏娃在乐园中。之后一切的开始和发生都不是偶然的，所有的人和物，甚至在他们自己意识到之前，都成了苏薇亚悲剧中的角色和道具。他们的悲剧是史诗性的，有着一切史诗的元素：注定的悲剧；原始而富有生命力的激情；背叛和死亡。

在多年后他写给苏薇亚这些诗时，他不仅已经深入她的意识深处（从她的日记里），把她从里到外看了又看，他的诗歌难道没有重新构建她的存在吗？

《生日信》的封面是他们女儿弗丽达画的昙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