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青年的成长路

昨天继续读《她的丈夫》。苏薇娅是个忠实的日记手，她把生活中的点滴都记录在她的日记中。她在日记中描绘周围的人事，记录自己的心情，日记本不光是她的私人园地，也是她积累写作素材，磨练文笔的地方。她大概没有想过，在她过身之后，她的日记本身最终也成了一部出色的作品。

我为苏薇娅和泰德折服的另一个方面是他们坚韧的自制力和对文学的无比确信。她和泰德每天都阅读，写作４到７个小时，即使他们有了孩子之后，他们制订出轮班的制度，一个人照顾小孩，另一个人写作。在文学上他们是同志，彼此启发，批评，挑战对方。他们放弃了当时看来给文学青年最好报酬的职业：电影，电视和广告界，而选择成为靠稿费为生的诗人。他们确信文学能给他们无以伦比的自由，创造力和影响力。文学的女神也真实地奖赏他们了。

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文学青年的成长之路，不光是从他们的作品，更是从他们内心的世界来观察他们。回想起自己的文学之路，我缺少的正是这样的确信与坚韧。

泰德的童年

泰德所生长的约克郡定义了他的童年。这也是呼啸山庄所描写的约克郡。我印象之中充满了荒僻，凄凉与寒冷。在泰德成长的时候，这里已是后工业革命的废墟，废弃的纺织厂，破败的村落，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夺去了这里的男性。泰德的父亲比利是一战幸存者，在战争中失去了所用的同伴，退伍回来后变成了沉默的人，在年轻泰德的眼中是个失败者，直到比利去世后，泰德才认识到比利在一战中的英勇行为，父亲的沉默才成为他的“灵粮”。泰德的母亲有凯尔特血缘，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善于讲故事。她也有通灵的异禀。他后来意识到正是她母亲孕育了他的诗歌才华。然而真正影响了泰德成长的，是比他大１０岁的哥哥－杰拉德。杰拉德从小就带他打猎，露营，在自然中训练了泰德的“副脑”－－对自然的敏锐观察，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以及猎手的冷酷。他一方面崇拜杰拉德，在诗歌中幻想成为杰拉德的双生兄弟，重回两人童年的天堂，另一方面他必须把自己和杰拉德分别开来，取代杰拉德在母亲心中的地位。泰德把他的“副脑”用在语言和写作中，在诗歌中不再是猎手，而成了带领动物起舞的巫师。

Maya Lin

昨晚看一个拍于９５年的Maya Lin纪录片-Strong Clear Vision，深深为她的才华和个性所折服，不由对她的生长背景生出浓厚的兴趣来。虽然看完片子已近午夜，我还是继续上网搜寻她的资料，结果在PBS上看到Bill Moyers对她的采访，访谈中有很多地方让人深思。

Maya Lin的父母跟一般的中国移民父母不同，她父亲是陶艺家，母亲是文学教授，她虽然生长在中西部偏僻的大学城，但是家庭的学术风氛围浓厚，她的父母有传统文人的清高孤傲，但很开明，从不要求孩子追名逐利，也不强求孩子接受中国文化。这样自由的放养才造就了Maya特立独性的个性和她旁观者的态度，让她在小小年纪就以设计越战纪念碑脱颖而出。她的东方直觉在她不知不觉中造就了她独特的设计风格和理念。她的坚韧让她在当时的时代氛围能面对批评攻击，勇气满满，不害怕退缩。

Maya的成长是溶入主流社会的过程，然而在这过程中，她还是不断发现自己的身份界线，渐渐愿意来认识她父母的过去和他们代表的文化传统。我发现几乎所有的第二代都经历了这样的历程。不奇怪Maya的自传就叫
"Boundaries"。 其实这代人的优势在于他们可以不受任何Boundaries的限制，在其中自由游走。

Bill Moyers的"Becoming American"系列除了采访Maya Lin之外，还有其他的，Gish Jen和查建英，我发现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差别还是很大，查建英关心的是美国人对美籍华人的身份认同，在她的潜意识中美国还是“他者”。对Gish Jen来说，这就是她的身份与存在，不需任何人的认同。

数据时代的自我记忆

最早人类关于自己的记忆是由口耳相传的诗歌和故事做载体的，后来才有了纸张。进入数据时代，传媒的载体不再是传统的纸张，而是计算机的硬盘。我们把关于自己的记录散布在自己的个人电脑或是由网络连接的某个遥远的电脑上。我们的生命历程给转化成０和１的字符，刻写在电脑的硬盘上，不知路径的外人无法轻易发现我们记忆的所在，同时我们个人的私密在匿名的面具后面也可以公之于众。

在战乱中成长的父母亲一辈关于他们家族，故乡的记忆只存留在他们的脑海记忆中。到我们这一代去国离乡的时候，能带走的只有几张儿时的照片和几本旧时的日记，以后每次回国就蚂蚁搬家一样搬一点自己的照片。家里的大像册是大家共有的，多亏数据时代的来临，可以扫描下来这大像册，装在小小的光盘里带来美国。可是故乡的风情，气味是无法扫描的，只有在梦幻之间才能在心底舌间体会。到恬恬这一代，从出生伊始就开始了她们数据的记忆：影像与文字，她们的成长也被这数据的空间所定义。

当前天发现恬恬从１０个月到１８个月之间的照片都被K不小心删掉后，我真的是痛心疾首，好像他谋杀了这８个月的女儿。我担心没有这些记录将来我如何与恬恬交待。不想让她像自己一样揣测自己小时侯长什么样子。在她还没有自己的自我记忆以前，我必须帮她记忆。

虚惊一场

恬恬昨晚让我们虚惊一场。晚上吃水果前，Kevin带她去洗手。我听到她哭起来，等她回来，一脸委屈可怜的样子，指着她的左手腕说“痛痛”。Kevin说，把她从洗手台抱下来的时候，听到她的手腕响了一声。我给她东西，她不愿意用左手来接，小声哼哼，左手无力地垂着。没给她洗澡就让她睡了，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左手搭在肚子上， 一点也没有平时的固执，等我要离开她，她也只是抬起半个身子，用右手象征性地来示意我留下。等她睡着了，我溜出她的房间，去查育儿宝典，看到小儿骨折的一段，觉得症状很相符。刚好第二天是哥伦布日，Kevin在家。跟他商量一早带恬恬去看大夫。睡了一个多小时，突然听到恬恬的哭声，赶紧上楼去看她，原来她翻了个身，压住了自己的左手。我抱她起来，看看她的手腕，似乎有点肿，和Kevin商量了一下要不要给她上甲板固定，最后还是决定算了，决定让她睡过夜再说。给她换了个方向，她又沉沉睡去。我们两个回到楼下，回想着她平时活泼可爱的样子和现在的可怜模样，心里很担心，伤筋动骨一百天，不晓得这下她要多久才会好。半夜睡觉时我祷告神让她睡一觉起来就好了。虽然是这样祷告，心里还是没底，一夜似乎都在竖着耳朵听她有没有哭。早上七点多，终于听到她哼叽的声音，Kevin赶快下床去楼下，我也接着起来。下楼看到她坐在台子上跟我笑，问她手手还痛不痛，她看看自己的右手指，没有表示。Kevin说她可以自己抱着杯子喝牛奶，应该是没问题了。我给她一个叉子，她也用左手来接了，我们终于舒了一口气。感激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否认状态》

选举季节就要来了，昨天看电视新闻，可叹鲍伯－伍德沃德的“否认状态”被佛州众议员和国会小厮的电邮性丑闻抢了上风。伍德沃德在书中所写的不过是头脑稍微清楚一点的人们都清楚的事实：布什政府一贯的欺骗和这场师出无名的战争。伍德沃德在拉里－金的采访中说，伊战可能要比越战持续时间更长，军中人士估计要７到８年时间；布什最后只有通过和民主党达成共识，才能为伊战寻求一条出路。民主党也是稀泥扶不上墙，至今没有一个清楚的立场。可怜的是那些枉死的士兵和平民。

老昆明的十大建筑

云南省体育馆
在大楼后面的体育场看过崔健，张学友演唱会，也看过公审毒犯大会，印象中好几个毒犯都是回民，穿着白鞋。会后公安当场焚毁海洛因，一下午附近的街道都飘着古怪的气味。


云南省博物馆
苏式建筑，坐落在曾经是安静的国防路口。有一年陪纪斯道采访，在空荡荡的大厅门口有个卖纪念品的柜台，买了一个小小的呲牙咧嘴的苗族面具，现在还挂在家里进门的地方。


云南艺术剧院
第一次去那里好像是幼儿园时代，我们在舞台上表演“大寨亚克西”。有一次和HK去看电影，在台阶上看到CL在等人，只有装做没有看到他，从他旁边走过去。


翠湖宾馆
第一次去那里也是小时候，爸爸开会聚餐，把我带去，我躲在宴会桌下面，爸爸把排骨偷偷给我吃。后来工作了，这里成了时常光顾的地方。


云南饭店
某个清晨离开那里的时候，觉得生活是这样清新美好，污浊怎能羁绊。


昆明饭店
公款腐败最多去的地方。


东风大楼
爸爸的办公室曾在这里。在住房紧张的７０年代末，家里最大的盼望就是在那里分到宿舍。


云南省农业展览馆
年货街和毛主席像


昆明百货大楼
昆明的中心。差一点成了我人生的一个路口。


昆明邮电大楼
单位的边上。

鲍勃－迪伦

８０年代中国年轻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实际上只涵盖１９世纪的范畴，就自己来说对２０世纪的西方文化认识只停留在十几个人身上（萨特，T.S.爱略特，海明威, 等）。第一次接触美国当代文化是三卷套的美国文学史论丛。从Malcolm Cowley《流放者的归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开始，到Larzer Ziff的《一八九零年代的美国--迷惘的一代人的岁月》和Morris Dickstein的《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的感觉仿佛是开启了天窗，看到自己顶礼膜拜的美国文化的真实面貌。《伊甸园之门》描述的美国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反文化校园抗争，民歌复兴运动等等，特别切合了８０年代末中国大学校园的民主自由的变更氛围。从鲍勃－迪伦身上仿佛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兄长，从他的歌词中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当时校园里流行的美国乡村歌曲１０１首收录了很多六十年代的民歌。其中的几首“答案在风中飘”，“沉默的声音”，“斯卡博落集市”更是口耳相传，几乎人人会唱。２０年后我才知道“答案在风中飘”其实是迪伦的作品。

昨天晚上看马丁－斯科西斯的《归乡无路》才发现真正的鲍勃－迪伦并不象书中描绘的那样是自觉的反文化英雄, 他是个特立独行的歌者。从明尼苏达的小镇出发，短短几年鲍勃－迪伦成为纽约反文化阵营的英雄，为爱伦－金斯堡视为垮掉一代的接棒人，实在是个奇迹。他的师传来自名歌，乡村，蓝调和早期的摇滚乐，特别是深受三，四十年代的民歌手伍迪－噶斯瑞的影响。老旧的唱片和波西米亚人的生活方式是他早期的灵感来源，他像海绵一样吸收各种音乐元素和思想，从演唱，改编别人的作品到自写自唱。在古老的民歌旋律演绎反体制的和社会批判。如圣灵附体，鲍勃－迪伦在他的歌中把住了一个时代的脉搏，他是预言者，是巫师（Shaman)在山巅宣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金斯堡语）。他的歌(Blowin' in the Wind)在民权运动中，在向华盛顿进军中被广为传唱，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言歌。然而鲍勃－迪伦并不想只成为左翼的歌手，他拒绝成为政治和意识行态的传声筒，当他把木吉他和口琴换成电吉他，唱出“像一块滚石”后，他被民歌运动的同志和支持者视为“犹大”。然而他继续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１９９７年看克林顿在肯尼迪中心授以鲍勃－迪伦勋章，蓬乱的长发，紧身衣裤，老迪伦一副讪讪的样子。当时我想，当年他们这代人所反对的体制在４０年后终于收编了鲍勃－迪伦。

今天在网上古狗，发现迪伦这个立陶宛犹太人的后代在１９８０年成了重生的基督徒。

《生日信》之一

泰德的《生日信》从“富布赖特学者”写起，好像一个人与生人谈起自己的人生，开始是琐碎的记忆，无关紧要的细节。他第一次和苏薇亚有关联的记忆是从美味的苹果开始，就像夏娃在乐园中。之后一切的开始和发生都不是偶然的，所有的人和物，甚至在他们自己意识到之前，都成了苏薇亚悲剧中的角色和道具。他们的悲剧是史诗性的，有着一切史诗的元素：注定的悲剧；原始而富有生命力的激情；背叛和死亡。

在多年后他写给苏薇亚这些诗时，他不仅已经深入她的意识深处（从她的日记里），把她从里到外看了又看，他的诗歌难道没有重新构建她的存在吗？

《生日信》的封面是他们女儿弗丽达画的昙花。

旧贴

看自己的旧作就像看自己的孩子小时候的样子，发现忘得差不多的可爱之处，也看见好多现在的毛病都渊源久已。这篇帖子2002-05-02发在国风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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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莱　坞　小　雷　锋
—— 看 《 回 报 给 别 人 》

•风　景•

　 　 生 在 新 中 国 ， 长 在 红 旗 下 ， 谁 没 学 过 雷 锋 ， 做 过 好 事 。 小 学 一 年 级 ， 为 了 完 成 做 好 事 的 指 标 ， 我 守 在 隔 壁 张 奶 奶 家 的 灶 房 里 一 下 午 帮 她 掏 炉 灰 。 只 要 炉 膛 里 掉 下 一 小 撮 儿 烽 窝 煤 灰 ， 我 就 赶 紧 用 小 铲 子 把 它 掏 干 净 。 其 实 ， 我 并 不 真 喜 欢 做 好 事 。 光 每 次 想 做 什 么 ， 就 伤 透 了 脑 筋 。 总 不 能 回 回 报 告 自 己 掏 炉 灰 吧 ！ 再 说 张 奶 奶 也 不 乐 意 了 。 因 为 老 开 炉 门 儿 ， 那 天 一 下 午 烧 了 她 两 块 煤 。 还 有 一 次 ， 看 别 的 班 级 帮 了 一 个 五 保 户 抬 水 ， 我 就 和 同 学 就 去 给 住 前 排 房 子 的 孤 老 头 扫 地 。 等 扫 完 地 ， 老 头 儿 千 恩 万 谢 ， 我 们 欢 天 喜 地 出 来 ， 隔 壁 上 初 中 的 李 加 强 一 脸 严 肃 跑 过 来 说 ： “ 他 是 个 国 民 党 军 官 ， 你 们 怎 么 能 帮 他 做 好 事 ？ ” 结 果 表 扬 没 得 到 ， 反 倒 挨 了 老 师 一 顿 批 。 此 后 对 做 好 事 就 更 没 兴 趣 了 。

　 　 并 不 光 是 新 中 国 的 孩 子 曾 为 做 好 事 伤 脑 筋 ， 住 在 美 国 赌 城 的 七 年 级 学 生 海 利 奥 斯 曼 也 为 老 师 凯 文 斯 贝 西 布 置 的 作 业 — — “ 如 何 改 变 这 世 界 ” 而 发 愁 。 老 师 凯 文 启 发 大 家 ： “ 你 们 看 ， 这 世 界 一 团 糟 ， 你 们 身 在 其 中 ， 却 无 处 可 逃 。 要 是 你 们 能 想 个 办 法 ， 把 这 世 界 翻 个 个 儿 ， 变 坏 事 为 好 事 ， 这 世 界 可 能 就 大 不 一 样 了 。 ” 这 番 宏 论 本 来 是 为 了 激 发 小 鬼 们 的 创 造 力 和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 谁 知 海 利 拿 了 棒 槌 当 个 针 ， 真 的 想 出 了 自 己 改 变 世 界 的 办 法 。 这 个 办 法 说 来 简 单 ， 海 利 去 帮 助 三 个 人 ， 可 他 不 要 这 三 个 受 到 帮 助 的 人 回 报 他 （ Ｐ Ａ Ｙ Ｂ Ａ Ｃ Ｋ ） ， 反 过 来 ， 要 这 三 个 人 把 回 报 送 给 别 的 需 要 帮 助 的 人 （ Ｐ Ａ Ｙ 　 Ｉ Ｔ 　 Ｆ Ｏ Ｒ Ｗ Ａ Ｒ Ｄ ， 即 电 影 名 ） 。

　 　 每 个 人 要 分 别 去 帮 助 另 外 三 个 人 。 海 利 的 算 术 是 ， １ Ｘ ３ ＝ ３ ， ３ Ｘ ３ ＝ ９ ， 等 等 ， 这 样 一 来 整 个 世 界 不 都 给 改 变 了 吗 ？

　 　 可 惜 现 实 没 有 海 利 的 算 术 那 么 简 单 。 第 一 个 受 他 帮 助 的 流 浪 汉 ， 在 他 家 吃 了 饭 ， 洗 了 澡 ， 睡 了 觉 后 ， 又 回 去 吸 毒 了 。

　 　 挫 折 之 下 ， 海 利 把 第 二 个 帮 助 对 象 锁 定 在 自 己 的 老 师 凯 文 和 妈 妈 海 伦 韩 特 身 上 。 老 师 凯 文 虽 然 知 识 渊 博 ， 教 书 有 方 ， 可 身 带 残 疾 ， 又 是 孤 身 一 人 。 妈 妈 海 伦 更 是 问 题 多 多 ， 一 人 要 独 力 撑 起 破 碎 家 庭 ， 打 完 两 份 工 回 家 后 的 放 松 办 法 就 是 喝 得 不 醒 人 事 ， 不 顺 心 时 会 痛 殴 儿 子 出 气 。 海 利 帮 妈 妈 走 出 沉 沦 的 办 法 是 让 妈 妈 约 会 老 师 。 这 一 招 果 然 出 奇 制 胜 。 凯 文 让 海 伦 的 生 活 有 了 希 望 和 依 靠 ， 海 伦 也 让 凯 文 从 严 重 烧 伤 的 阴 影 中 走 出 。 眼 看 大 功 快 成 ， 离 家 不 归 的 海 利 爸 爸 突 然 又 回 到 母 子 生 活 中 。 海 伦 对 他 还 心 存 幻 想 ， 令 老 师 凯 文 大 为 伤 心 失 望 。 海 利 一 帮 一 、 一 对 红 的 计 划 只 能 告 终 。

　 　 海 利 要 帮 助 的 第 三 个 人 是 同 班 常 受 人 欺 负 的 小 个 儿 。 可 在 目 睹 小 个 儿 又 被 暴 打 时 ， 海 利 自 己 也 没 有 勇 气 上 去 制 止 。 所 有 的 失 败 令 海 利 灰 心 之 极 ， 只 能 在 作 业 中 承 认 自 己 的 计 划 行 不 通 。

　 　 就 在 这 时 ， 来 自 洛 杉 矶 的 一 个 记 者 找 到 海 利 。 原 来 ， 记 者 本 人 就 是 一 个 “ 回 报 给 别 人 ” 的 受 益 人 。 帮 助 他 的 银 行 家 曾 受 惠 于 一 个 小 偷 的 善 行 ， 而 小 偷 本 人 曾 被 一 个 流 浪 的 老 太 婆 帮 助 过 。 老 太 婆 之 所 以 帮 助 他 逃 跑 是 因 为 自 己 疏 离 多 年 的 女 儿 海 伦 终 于 原 谅 了 她 ， 并 要 她 施 惠 于 人 。 海 利 的 计 划 虽 然 失 败 了 ， 可 他 的 真 诚 愿 望 潜 移 默 化 地 改 变 了 周 围 的 人 ， 甚 至 他 自 己 。 “ 回 报 给 别 人 ” 已 在 美 国 各 地 成 星 火 燎 原 之 势 。 就 在 海 利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后 ， 他 在 学 校 又 看 到 小 个 儿 被 高 班 男 生 围 攻 。 这 一 次 海 利 冲 了 上 去 。 混 战 中 ， 一 把 匕 首 刺 进 了 他 的 身 体 。

　 　 海 利 这 样 乐 于 助 人 、 无 私 无 畏 的 光 辉 形 象 ， 在 近 年 来 一 片 打 打 杀 杀 或 贫 嘴 逗 乐 的 好 莱 坞 电 影 中 真 是 一 个 异 数 。 这 部 好 莱 坞 小 雷 锋 传 奇 在 很 多 地 方 让 我 想 起 了 中 国 的 主 旋 律 电 影 ， 比 如 《 远 离 雷 锋 的 日 子 》 ， 《 凤 凰 琴 》 ， 《 焦 裕 禄 》 。 首 先 ， 主 人 公 都 是 普 通 人 ， 甚 至 属 于 社 会 的 弱 势 人 群 。 他 们 在 困 难 的 人 生 境 遇 中 ， 用 人 性 和 道 德 的 光 辉 照 亮 了 周 围 的 世 界 。 在 此 过 程 中 ， 无 不 经 历 重 重 挫 折 与 磨 难 。 最 后 每 个 人 都 用 自 己 巨 大 的 牺 牲 唤 醒 了 广 大 群 众 的 良 知 与 觉 悟 。 如 果 说 中 国 的 主 旋 律 电 影 是 一 种 宏 观 的 社 会 价 值 观 调 控 手 段 ， 企 望 透 过 戏 剧 化 那 些 被 认 为 过 时 的 行 为 与 价 值 ， 比 如 “ 学 雷 锋 ， 做 好 事 ” ， “ 无 私 奉 献 ” ， “ 先 人 后 己 ” ， 从 而 在 当 今 人 欲 横 流 的 商 品 社 会 中 树 立 一 个 纯 洁 的 道 德 指 标 ； 那 么 好 莱 坞 的 这 类 “ 良 知 ” 电 影 则 是 一 种 佯 装 的 姿 态 。

　 　 自 考 伦 拜 （ Ｃ ｏ ｌ ｕ ｍ ｂ ｉ ｎ ｅ ） 校 园 惨 案 以 来 ， 缺 乏 社 会 责 任 感 的 好 莱 坞 ， 越 来 越 受 到 社 会 各 界 的 攻 击 。 特 别 是 其 用 性 与 暴 力 把 美 国 青 少 年 往 歧 途 上 引 ， 不 仅 受 到 国 会 山 上 参 议 员 们 的 炮 轰 ， 就 连 拿 电 影 业 政 治 献 金 的 两 党 候 选 人 也 做 出 声 讨 状 以 招 揽 人 心 。 这 部 “ 良 知 ” 电 影 的 即 时 出 现 ， 无 疑 是 好 莱 坞 的 一 个 “ 表 态 ” 。 影 片 一 勺 烩 了 校 园 暴 力 、 家 庭 暴 力 、 酗 酒 、 无 家 可 归 者 等 诸 多 社 会 弊 端 ， 然 后 用 一 个 十 四 岁 孩 子 的 光 荣 牺 牲 解 决 了 所 有 的 问 题 。 影 片 结 尾 ， 海 利 妈 妈 和 老 师 凯 文 从 悲 恸 中 走 出 家 门 ， 看 到 街 坊 四 邻 以 及 四 乡 八 里 都 秉 烛 前 来 致 哀 。 那 点 点 烛 光 越 聚 越 多 ， 越 聚 越 大 ， 几 乎 盖 过 了 赌 城 的 五 彩 霓 虹 。 夸 张 与 煽 情 无 以 遮 掩 。 从 演 员 阵 容 上 ， 也 可 看 出 好 莱 坞 的 良 苦 用 心 。 影 片 荟 萃 了 这 两 年 来 奥 斯 卡 奖 的 精 华 人 物 。 包 括 上 届 影 后 海 伦 韩 特 ， 新 科 影 帝 凯 文 斯 贝 西 和 最 佳 男 配 角 提 名 人 小 鬼 海 利 。

　 　 除 了 道 德 教 益 ， 这 部 电 影 本 身 可 圈 点 处 并 不 多 。 且 不 说 恩 恩 相 报 的 情 节 太 过 巧 合 ， 男 女 主 人 公 的 爱 情 戏 火 候 不 够 ， 演 员 的 表 演 也 未 能 脱 俗 。 海 伦 韩 特 虽 然 演 的 是 同 样 的 工 薪 妈 妈 ， 但 离 她 在 《 爱 在 心 里 口 难 开 》 （ Ａ ｓ 　 Ｇ ｏ ｏ ｄ 　 Ａ ｓ 　 Ｉ ｔ 　 Ｇ ｅ ｔ ｓ ） 中 的 得 奖 表 演 相 去 甚 远 。 只 是 在 人 物 的 外 形 和 神 态 上 下 功 夫 ， 没 有 深 入 人 物 的 内 心 。 凯 文 斯 贝 西 好 象 还 没 有 走 出 《 美 国 丽 人 》 （ Ａ ｍ ｅ ｒ ｉ ｃ ａ 　 Ｂ ｅ ａ ｕ ｔ ｙ ） 里 莱 斯 特 的 玩 世 不 恭 ， 即 使 是 在 痛 说 儿 时 受 虐 惨 剧 时 ， 也 总 让 人 觉 得 他 言 不 由 衷 。 倒 是 他 与 海 伦 初 次 肌 肤 相 亲 时 ， 无 言 的 形 体 动 作 ， 让 人 体 会 到 伤 残 老 师 内 心 的 软 弱 、 渴 望 和 自 尊 。 唯 一 令 人 难 忘 的 是 小 鬼 海 利 的 表 演 。 他 把 一 个 平 凡 ， 备 受 挫 折 的 孩 子 演 绎 得 细 致 入 微 ， 真 正 功 力 不 浅 。 难 怪 老 牌 英 国 演 员 麦 柯 肯 尹 在 今 年 奥 斯 卡 受 奖 之 际 先 向 小 鬼 海 利 致 敬 。

　 　 过 去 在 中 国 看 主 旋 律 电 影 ， 看 满 场 的 观 众 唏 嘘 不 断 ， 自 己 也 忍 不 住 鼻 子 发 酸 。 事 后 总 是 自 责 愚 昧 ， 忘 了 自 己 文 学 青 年 的 批 判 精 神 。 那 天 坐 在 满 场 的 中 产 阶 级 白 人 中 间 看 这 部 电 影 ， 听 到 前 排 中 年 妇 女 无 法 压 抑 的 哽 咽 ， 我 自 己 又 忍 不 住 鼻 子 发 酸 ， 两 眼 模 糊 。 可 突 然 间 ， 听 到 旁 边 的 男 士 发 出 奇 怪 的 声 音 ， 似 是 强 忍 住 偷 笑 ， 偷 笑 声 和 前 排 越 来 越 响 的 哽 咽 声 如 此 不 默 契 ， 倒 突 然 点 醒 我 ， 令 我 不 禁 对 自 己 又 在 这 异 国 他 乡 随 主 旋 律 起 舞 哑 然 失 笑 。 等 灯 亮 散 场 ， 忍 不 住 对 旁 边 那 位 有 识 之 士 尊 敬 地 望 去 ， 却 只 见 这 老 兄 也 两 眼 通 红 。 原 来 是 我 自 己 会 错 了 意 ， 高 估 了 美 国 群 众 的 觉 悟 。 看 来 ， 无 论 何 种 意 识 形 态 ， 人 民 群 众 永 远 玩 不 过 主 流 媒 体 。

复活的记忆

今天在高中班级像簿中看到S的近照。一开始竟然没有认出他来。最后一次见他还是１１年前。他刚结婚，我们在他的新居看录像带。２００２年时听说他死了，为此我还难过了好几天。有时会想起刚到上海时，他到我们宿舍来看我的样子，裤脚一高一低的，手里还提着一挂黄澄澄的香蕉，那大概是他从火车上带来的。我送他出去的时候，在路上给辅导员看见了，突然有做了亏心事的感觉，心里就有点怨恨他为什么要来看我。现在知道原来那是误传。

在五角场的寒风里
你的军大衣没有温暖
苍白的许诺

远游的心
为身后的问候羁绊
你去的地方，我也去

南方的海水
腐蚀了你的眼睛
我们只在照片上微笑

我的隐秘
衬出你褪色的新娘
我去的地方，没有你

苏薇娅和泰德

在遇到对方以前，他们是两个各自行走的空心人，因为他们心上空缺了对方形状的部分。两人相遇之后，他们才成为完全人。然而完全的幸福让他们害怕，你唱我合的岁月转瞬即逝，剩下的是孤独，嫉妒，猜疑和绝望，于是他们把自己撕裂分离。苏薇娅的方式是重陷心智黑暗的死谷，泰德则逃向另一个女人的怀抱。苏薇娅在黑暗里奋力燃尽自己诗歌的火花后安静地离去。在谋杀者的谴责声，泰德必须在以后３０年的岁月里中生活在与苏薇娅永恒的对恃中。

国内的藏学研究

昨天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网站上看到川大藏学研究所的一个叫陈波的关于西藏和藏学研究的一思考，觉得后生可畏。国内的踏实做学问的人还是有的，特别是这些不抄翻译书，独立思考的人更是难能可贵。他的研究和西方的话题虽然还是纠葛在一起，可他能坦白立场，没有意识形态的羁绊，也让人刮目相看。

现将全文转于此，他文中涉及的很多话题都值得探讨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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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藏：文化、政治和知识

⊙ 陈 波



一　引　子

　　受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邀请，我来到号称是世界上消费水准最高的城市之一的纽约，讲一次我一直在进行的一项研究：十一世纪汉藏接触和冲突的现代意义。对于一个刚刚出道，正步履维艰的学者，能在哥伦比亚大学这样世界一流大学里演讲自己的研究，这是一种无法言语的莫大荣誉。主持人Robert Barnett不小心地说出我是他们到目前为止邀请的唯一一位来自中国的汉族学者。前来听的二十多名学者，竟然有Gene Smith，Tom Grunfeld，Gray Tuttle等牛人，以及正在成长当中的Alex Gardner等学者，还有一些来自国内的藏族老师和学生；其他的就不认识了。

　　就这样我开始胆颤心惊地用我自己总觉得很破烂但他们认为还听得下去的英语，在这座蕴藏著波亚斯人类学传统的大学，讲现在的人类学研究西藏作为文明的前后，以及十一世纪的故事。

　　十一世纪是一个被遗忘的时代；这时候的安多宗喀地区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尽管在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历史上，这个时代的这个地区扮演著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这一个世纪里佛教在这个地区的丰盛发展，一度被人轻视，尽管它是后弘期佛教弘传的两个中心之一。人们对佛教发展的原因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教史学派、政治学派和社会学派各执一端，但是他们都忽视了佛教发展的多文明处境，比如唃厮啰的藏族政权、北宋朝以及西夏复杂的三角关系；也忽视了本土宇宙观对佛教的包纳和改造；甚至连文明最根本的历史性和等级观念都没有提及。我的结论是：藏传佛教是北宋朝廷和唃厮啰朝廷共谋建构的产物；因此，它既属于藏族，也属于汉人：它是这两个文明的第三者，是双方在等级性的互动历史过程中塑造的产物。

　　当我沉浸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当中的时候，听者提的问题著实让我去回应另外一些我没有意料到的问题。我在讲座当中提到，唃厮啰的大臣李遵在青唐政权建立以后不久拖虮彼纬⑶肭笤奁眨ㄍ酰┓夂牛槐彼纬⑺芫蛟谟谒木鲉g厮啰都没有请求任何封号。这个敏感的问题，马上引起一位听众提问，他在绕了一大圈以后问的问题，大意是说这时候关于西藏的知识的传统怎么和唐代的知识传统连接起来。因为在他看来，唐代唐蕃之间是平等的，唐代对赞普的翻译和北宋时对赞普的翻译有没有连接起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双方的分离，显然可能出现断裂。这个问题我确是未曾当作重要的问题加以考虑；无论如何，当时的汉人朝廷显然对「赞普」是藏人的最高称号还是有知识的，尽管当时的翻译是「王」。另外一位还是二年级的学生，提到Tibet的位置，东结汉地，南接印度，藏人是如何在这个位置上理解两个文明。他从另一个角度质疑我在讲演中强调汉藏的联系而忽略藏文明和其他文明存在的关系。当然，藏文化是开放的；这就是为甚么在松赞干布的家里有汉地的公主和尼泊尔的公主，并且他修建的最早两座寺庙，一个门朝东，面向长安；一个门朝西，面向尼泊尔。

二　政　治

　　作为两位美国学生，他们提的问题我觉得已经触及到了当代藏学研究当中的一个敏感问题。这就是：西藏的政治归属。总体说来，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西藏历史上一直以来就是独立的国家；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六十年代噶厦政府的大臣夏格巴；截然相反的、针锋相对的观点来自八十年代中国政府接见达赖喇嘛访问团的官员，他认为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系统的修正观点放弃了元以前的部分，只坚持元以后的不可分割，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第三种观点内部稍微有不同，但总体上说可以归纳在一起：那就是元以后，汉藏之间是一种施主和受施的喇嘛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内部的关系。

　　实际上，按照王力雄的看法，西藏的主权归属是一个假问题。它是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思维模式和相应的主权观念在汉藏关系场域内的扩展；是汉藏双方在现代西方入侵的背景下，竞相改造各自历史以符合西方的框架，从而获得现代性的一个过程，因此都能在历史的框架中找到合法性资源。中国政府采取的是一个包容西藏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流亡藏人采取的是「藏民族－大藏国」框架。这两个框架成为七十年代末以后流亡藏人和北京政府谈判的基点；对流亡藏人来说，甚至在1988年达赖喇嘛放弃独立诉求以后，包含所有藏人居住区在内的大藏人自治区仍然成为他们在谈判中恋恋不舍的目标。

　　在一千四百多年汉藏交往的历史上，双方力量对比的意义，都没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现代性所具有的那种惨烈和无可回还。可以说，真正使这种对比走上鱼死网破、你死我活的非此即彼的处境的，还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汉藏双方竞相移用的西方的现代性。就这个问题而言，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双方开放的宇宙观都经历了并经历著被西方现代性型塑，走上狭隘和僵化处境的命运。

　　鲍威尔（John Powers）甚至从富科现代知识类型学的立场，将双方的改造过程呈现出来，看作是一种双方各自的自言自语：因为任何一方的观点都不会被对方接受，叫喊的结果是说给自己听。然而两个学者都只看到了问题的一方面，王力雄的「死结」悲观展望更是具有代表性。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双方在利用西方人的东西的时候，还是保留著作为不同于西方民族的那些特性：是这些特性使得他们依旧是东方民族，而不可能变成西方人。这就为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另类的可能性。这种另类的可能性就是不同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基于民族国家模式的那种惨烈厮杀。记得席间，哥大东亚所所长吕晓波曾谈到他和西藏青年同盟（Tibet Youth Congress）间的谈话，这个同盟推崇用暴力解决西藏问题。吕所长和他们对话时，提醒他们说这种暴力路径完全破坏宣导和平的佛教。

　　这个现代性的问题，尽管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呈现，在当代藏学研究当中却总是羞羞答答，欲去还休。对中国和流亡藏人的流亡政府来说，关于西藏的知识已经成了政治体制密切勾连的领域：知识不是出自于对真知和的追求，而是出自于立场。双方政治体制对关于西藏的知识的型塑已经成为决定性的知识和话语（discourse）生产方式。生产的手段是通过政府直接资助和控制学术研究、教育和宣传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和体制高度同一的学术群体诞生，并在和政府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封闭起来，成为自我运转的封闭体。

　　因此，突破这个思维框架的可能性只留给了偶然性和特殊性，而不可能成为体制性思考的一部分；对于中国来说，比如，只有极少能接触到较多资料的学者、一极少部分官员能更多地思考「西藏问题」。我们暂且把这个知识生产的机制和人员称作追随型场域。这种东方生产方式的悲剧性在于：另类性的思考完全被这个知识生产场域所排斥。

　　王力雄、达瓦诺布和绛央诺布等人就是明显的例子。

　　王力雄是一个独立思考和写作的作家，他在《天葬》中提出的分析思路，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一时间为中国政府、达赖喇嘛和相当多学者所眷顾；他的理论的「先进性」为他们理解西藏问题提供了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路径。然而，这部著作居然不能在大陆出版，而只能「流落」到香港和加拿大的明镜出版社。到目前为止，这部深厚的作品从1998年初次面世以来，前后已经五次印刷。作者因此而殊荣地得到达赖喇嘛的接见，因此有了传递资讯的另一本书：《我和达赖喇嘛的三次对话》。

　　作为伯克利加州大学培养出来的政治科学专业的学者，达瓦诺布曾经在藏人流亡政府的杂志社供职。但是他的独立思考使得他选择在印度的一个大学谋得教职。他在《中国的西藏政策》一书中，提出理解双方历史的一个另类思路，就是将西藏放到汉人的宇宙观中，看汉人是如何认识藏人的。这是我自己所读到的海外藏人关于汉藏关系史的分析最精彩的著作。他在书中对达赖喇嘛没有重视像他这样的国外成长起来的学者颇有揶揄。这，也只有当他不属于流亡政府体制的情况下才可能。另一个更生动的例子，是绛央诺布。作为流亡藏人的一分子，他公开提出解构西方人对西藏的神秘化，包括香格里拉化，因为这种浪漫化想象不允许变化和改变。正如托尼•胡贝（Toni Huber）所分析的，流亡藏族人一度饥渴地利用西方对西藏的浪漫化想象改造自己，希图能借此将他们拉到政治争斗的领域，这可能暂时有效，但是最终这些浪漫化的想象会不停地来骚扰利用者。当绛央诺布在公开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批评达赖喇嘛以后，他就立刻遭到了海外流亡藏人的「驱逐」，成百上千的恐吓信从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当中飞向他所暂居的日本；他们甚至施加压力，要求聘用他的日本大学将他辞退。

　　在这个知识和话语生产方式所构成的直接的场域之外，有一个隐性的场域；这个场域是直接场域的扩展，或者是它所辐射的区域。它们可能是报刊杂志、社科研究机构、学术会议、宣传媒体等等。多年前我曾经参加过一次在北京举行的关于西藏五十年的写作会议，一位很「了解内情」的与会写作者振振有词和惇惇地「教导」那些比他名气大许多的作者们，在写作的时候，不能写与那些政府不同的观点，否则安全厅某个处的工作人员察知以后会记录、上报等等。若干年以后，在北京的另一次跨学科、跨省区、院校的、和社科院运作体制无关的学术会议当中，一位来自社科院的写作人员周知社科院领导硬性规定的写作要求，包括一些不能讨论的问题，建议大家用这些标准来规范思考和写作；并且提出理想的研究就是进行资料处理。这样一些写作人员已经代表被上述场域体制「矮化」的写作人员典型。

　　在追随型场域及其辐射场域之外，如果存在一个健康的批评机制的话，那就是那些真正的学者，研究型的学者，或者当前所说的「读书人」，他们所形成的场域。我们暂且把这个场域称作建设型场域。就藏学研究而言，西藏的主权归属作为一个问题，很多人不愿意涉及，很多人却特别热衷；这两种态度造成当代藏学研究中一种互动的力；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成为那些立场坚定者的饭碗：他们不愿意这个问题消解；否则，他们就失业了。为了生存，这必须是一个问题；而且还必需推进这个问题的建构。遗憾的是，这些和体制高度同一的写作人员注定不是光明而广阔的未来的设计者，如果有一个光明而广阔的未来的话。真正学术型的学者致力于对西藏问题的深透的理解，这无疑是需要脱离当下利益的束缚与制约，做一种纯粹的学问。陈寅恪所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智于俗谛之窒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他们可以自由地探索，没有体制带来的束缚，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光明时常是在他们心中的指路明灯；他们的学术研究往往给追随型场域的固拙观点甚至立场带来针砭，使他们感到困窘；然而他们没有前者那样因为和体制认同带来的权势与财政优势，也不能及时掌握由前者借助政权而掌控的资讯，时常感到经济和资讯的贫乏。

　　建设型场域之外，同样存在一个他们力所能及的辐射区域，和追随型场域的辐射区域在结构上对等。它们是这些学者的言论物件、大学课堂、严肃的学术刊物、一些讨论会、学术研讨会等。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它们真正推进我们对西藏问题的睿智的理解；建设型场域及其辐射区域的存在，它们和追随型场域及其辐射区域的共存，是这个世界的意义生产的方式。

　　双方就此的互动形成当代藏学研究的动力。

　　两个场域及其辐射区域的形成和共存的历史，最远可能需要追叙到甚至唐代。它们共存的局面，在近一千四百年的历史里面，力量对比出现转折的可能是宋代。这时期，建设型场域第一次获得主导性的力量，使得关于吐蕃或西番的知识空前膨胀；然而即便在其他朝代，两者的阵营化对比都没有出现过现代性的那种僵化趋向。可以说现代以前的知识和话语，尽管有场域的不同，但都处在传统宇宙观的关照之下，带著温柔的面目和属性。

三　曼哈顿的藏文化知识

　　在汉藏双方的这些场域之外，在关于西藏的知识的竞赛当中，西方扮演了超然于双方以外的角色，或者作为参与者，或者作为旁观者。

　　在演讲后的当晚，我参观了哥大的东亚图书馆。第二天，我得以参观在曼哈顿岛上研究藏学的两个重要机构：一个是藏传佛教资料中心（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一个是拉孜（Latse）图书馆。这三个机构给我强烈的震撼：关于藏文化的知识，只有在这里最齐备。

　　也正是在这里，我体验到美国的藏文化研究氛围。就职于这里的活佛、藏学研究人员，将自己沉浸在当下正在探讨的研究中。对现实他们没有很深的、很完备的研究，对正在研究的学术课题，他们绝对是专家。所以他们谈现实谈得很简单、直白，谈他们的研究却深刻和深奥多了，也有头绪得多。有时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开始和他们聊，尽管他们都很和善、友好。喝著甜茶，聊著天，面对著整屋子的藏文藏书，我一时间感觉好像不是在曼哈顿，而是在西藏的某个寺院里。

　　藏传佛教资料中心的创办人是金·斯密斯（Gene Smith）。今年已经70岁的Smith，据中心的土登尼玛仁布且的说法，完全是将自己献身给藏文化的一个人。1960年代，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下，华盛顿大学从流亡的藏人当中挑选了9名以萨迦派为主的藏族僧侣，邀请他们来到西雅图，创办了北美的首家藏学教学和研究机构。萨迦派僧侣在历史上就以博学著称，据说13世纪的时候，蒙古大军前往卫藏，最后选中萨迦派僧侣作为代理人，就是因为这个教派博学。

　　斯密斯从1960到1964年随迪匈活佛（Deshung Rinpoche）等僧侣学习藏文化和佛教。他和萨迦家族一起生活了5年。后来一曾在喜马拉雅地带广泛游历，学习佛学和藏文化。1960年代印度政府因为需要归还美国政府贷款，美国政府没有要求资金偿还，而是要求用图书的方式，让印度政府将其出版物作为抵偿给美国的图书馆。利用这个机会，美国国会图书馆开始搜集在印度出版的藏文印刷品，斯密斯迅即加入该馆在新德里的田野办公室，并在随后的二十五年当中，搜罗南亚地区包括不丹、锡金、尼泊尔和印度的一切藏文出版物。在中心工作的巴多先生此前曾在中国国内编撰过藏文典籍，据他说，斯密斯的任务是将每一本书搜集18个复本，分别给美国的18个图书馆；此外，他另购一个复本自己使用。据说当时他家里的藏学藏书极为丰富。1997年他从国会图书馆提前退休，两年后创办这个资料中心，当时的所在地就是波士顿他的家中。他将自己的丰富藏书作为中心的基本文献。

　　目前这个机构重点进行的是扫描的工作，将这些藏文经典全部扫描存储。目前已经扫描的各种资料接近600G。他们扫描的藏文经典目前已经有六千卷（函），平均分入三个硬碟；其拷贝每个硬碟售价高达8000美金。他们作为非营利组织，并不做广告，只是出售给需要这些资料的大学图书馆。有些资料他们适当地赠送，我因此殊荣地获得巴多先生赠与的一套德格版大藏经。此外，他们还扫描公开的藏文出版物，这部分只是作为资料保存，并不共用。

　　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藏传佛教资料中心大量的藏文经典存储在附近的Rubby Museum的仓库里。

　　拉孜图书馆只有三年的历史。据白马崩先生介绍，刚创建的时候，图书馆搜集了大量的藏文经书，所以他们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经文阅览室；后来考虑到其他图书馆有大量的经书收藏，图书馆重新定位为当代西藏研究图书馆，一心搜罗主要用三种语言出版的关于现代西藏的图书：到目前为止，藏文部分是这里收藏的大宗；其次是中文出版物，尤其是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各出版社的图书。再其次是英文；也搜集其他语种的资料。他们的目标是要将这个图书馆建成世界上最全的有关当代西藏的藏文资料图书馆。

　　拉孜图书馆收藏了近三十年来达赖喇嘛所有公开演讲的录音；对藏族知识份子进行的采访录影；尤其吸引我的是，这里有流亡政府以及下属机构的各种出版物，许多是我只能在英文的著作中才能读到的作者所引用的书籍；白马崩先生甚至给我展示了更敦群培在南亚游历期间的绘画作品二十八件；它们没有一件和西藏文化有关；透过这些或者彩色，或者黑白的绘画作品，包括仕女像、南亚的雕塑、建筑、风情等作品，我仿佛看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位藏人僧侣知识份子审视南亚异文化的眼睛。

　　我未曾见过的其他收藏包括国内各地、县所印行的多种印刷品，比如政协的文史资料；多种教材；中国政府的多种出版物。单是他们收藏的关于各地谚语的书籍就达50种之多，正式出版的、非正式印刷的。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分馆东亚图书馆里，在中文期刊的旁边，有一个藏文期刊和杂志区，这个区的英文名字是Tibetan，藏文名字列在英文名前；下面一排才是中文名字。有趣的是，它的中文名字并不是用「西藏」，而是「图伯特」，并且是用繁体。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不丹出版的藏文报纸，可惜只有一份，名叫《明镜》（Kun-gsal）；从这份印刷并不精美的报纸上，我看到在这个保留著非常传统特色的国家，仍然有著非常现代性的诉求；他们也有五年计划；也开发虫草市场；有一期杂志上甚至刊登了介绍母乳喂养的藏英对照文章，甚至还配有一副非常性感的母婴插图。

　　很惭愧的是，许多国内的地方藏文报纸，我也是在这里才得以见到的。他们收藏的藏文报纸，有的尽管已经过时很久，但对于这个大学的收藏和研究观念来说，这些资料必须是包罗和穷尽整个世界的。它们包括《黄南报》（rMa-lhovi-tshags-par）、《阿坝报》（rNga-bavi-gsar-vgyur, 中文名字有两个，也叫《阿坝日报》）、《甘南报》（Kan-lhovi-gsar-vgyur）、《迪庆报》（bDe-chen- tshags-par）、《甘孜藏文报》（Khams-pavi-bod-yig- tshags-par）、《昌都报》（Chab-mdovi-tshags-par）、《青海藏文法制报》（Khrims-lugs-tsags-par）、《青海科技报》（Mtsho-sngon-tshan-rtsal- tshags-par）、《西藏日报》（Bod-ljongs-nyin-revi- tshags-par）、《西藏青年报》（Bod-ljongs-gzhon-nuvi- tshags-par）、《拉萨晚报》（Lha-savi-dgongs-drovi- tshags-par）、《西藏科技报》（Bod-ljongs-tshan-rtsal- tshags-par）、《山南报》（Lho-khavi- tshags-par）、《日喀则报》（gZhis-rtsevi- tshags-par）等。另一类是流亡藏人的报纸，比如《念青唐拉》（Nyenchen Thanglha），以藏文报导为主，附有英文的广告等；《藏人自由》（藏文《Bod-mivi-rang-dbang》；英文：Tibetan Freedom）、《甘丹颇章》（藏文，dGav-ldan-Pho-brang，Gaden-Phodrang）、《布达拉报》（藏文：Po-Tav-la-tshags-par，英文Potala）、《社会镜报》（藏文：sPyi-tshogs-me-long，英文：Chitsok Melong）、《Nor-ldeng》、《Bod-kyi-Bang-chen，汉译《西藏》）、《西藏快报》（英文，The Tibet Express）、《故乡》（藏文，Pha-Yul）、《西藏时报》（藏文：Bod-kyi-dus-bab，英文：Tibet Times）、《藏人事务》（藏文：Bod-mivi-rtsa-don；英文：Tibetan Affairs，藏英双语版）。

　　作完这个简单的关于藏文报纸知识的民族志素描，我蓦地想起二十多年前国内的一个藏学机构成立之初，一个勇猛的研究者出于中华民族的自尊，宣布：藏学的故乡在中国。当这些话音从他的喉咙中冒出来的时候，我眼睛里看到的却是各种典籍、其他各种印刷品如雪花一般飞向曼哈顿，飞向不列颠、法兰西等欧洲的藏学研究机构，而穷困的国内研究机构关于西藏的藏书之贫乏，有的甚至多年未曾更新。拉萨一个著名的大学图书馆，在将经费用于订购以汉文为主的期刊以外，已经无力购买任何图书，而校长发话说：「买那么多书你看得完吗？」不给经费。这个图书馆很多年都靠外界捐赠图书来增加藏书量，根本谈不上专门的收藏：它的一个藏文图书阅览室，里面最新的书籍已经是十多年前出版的。关于藏学研究资料的权威机构，和这些资料养育出来的一流学者，只能出自外国：关于西藏的解释话语权，也就被国外的学者所主导；而国内的学者大多只能追随他们提出的一些话语被动进行「对话」，根本谈不上主导世界藏学的研究。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大藏区」或「大藏国」的想象，只能在西方借助这些知识工具完成。它们最符合本尼迪克特·安德生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按照他的说法，现代「民族－国家」是由报纸、文学作品这些现代的「印刷资本主义」催生的。它们，为同质化的、空洞的「民族－国家」的时间和空间范畴填充了养料。然而这只是西方对关于西藏的知识的追求的副产品，西方人所根本关心的并不在此。

四　文 化

　　或者由于政治立场的原因，或者因为经济的原因，这些报纸、典籍不可能都出现在中国或者西藏流亡政府任何一方的图书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1996年，我收到美国两位学者朋友给我邮寄来的一本英文书《天鹅是怎样到湖上的》，这本书讲的是佛教怎样传到美国，其中包括藏传佛教。在过海关的时候，被扣留审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得到通知：审查最后的结果是没收。当我追问原因的时候，被告知书中某处使用了「1959年后，中国跨过金沙江入侵西藏，屠杀了100多万藏人」等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提法。美国学者有的甚至连西藏在哪儿都不知道，自然有他们的局限和偏执；但是我提的问题是：这样的作品，包含大量资讯而不是这一两处不符合中国政府立场的提法的作品，怎样才能和一个胸怀天下、需要了解「天下」大事的中国读者面前？难道我们整个民族都不追求知识而比一两个美国学者更偏执，以至于需要通过没收来实现吗？难道整个民族都会被这一两处偏执的提法所误导，而不去摄取书中大量的知识吗？谁来负责认知和知讯整个国家和民族呢？是一个和政府体制高度认同的、对关于西藏的知识了解并不全面的小群体吗？马克思所说的那句话「一旦真理的阳光照射在这块土地上」还正确吗？我在这些问题面前显得空前的无知。但是这些问题使我想起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群众路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我觉得在藏学研究领域，这句话的真理性仍然有效。

　　在经济先于教育、「文化」等这些新时代政策面前，教育和「文化」被当作没有经济效益的领域，被放到次要的位置。中国的许多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各级公共图书馆等，或者成了领导和正式职工家属养老的地方，或者成了安置无法谋生者的场所：图书馆是一个剩余领域。在这些人面前，常见的情况是：读者是老二，他们是老大。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专业技能之差，缺乏敬业精神，自不待言。多年前我曾经在北京一家大学图书馆准备闭架借阅一本我特别需要的关于印度哲学的英文书，管理人员去找寻以后告诉我没有找到，她很负责地推荐我借其他几本中的一本：因为它们都在架上。听到她的答复，我非常茫然，一时间不知道甚么叫做「研究」。

　　新政策的另一个产物，是不少图书馆根据阅读量来采购图书和决定图书的去留。比如说，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比如说某个地方的报纸，比如《甘南报》，但是因为一两年都没有读者碰过，图书馆就考虑不再订阅：这样做没有经济效益，明显是浪费钱吗。把存储知识的图书馆当作经济领域的一部分来衡量，这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关于典籍的珍惜传统形成截然相反的对比。我们何时走到了这个地步呢？且不说相当多的图书馆管理员对包含著宝贵资讯的书籍视若粪土：在一个拥有世界上人口数最多、高达十三、四亿的民族当中，专业图书的销量只能在数百册到一两千册；这对一个号称有著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从表面上看，立场和经济这两者似乎也是这些报纸、书籍和知识能出现在纽约这个至为繁忙的都市的原因。但是，如果没有一种原生的对知识的诉求，洛克菲勒基金会当初也不会拆巨资赞助华大的西藏研究专案。对知识的追求，是近代西方科学产生以后才膨胀起来的，并最终获得一种支配社会的霸权。知识，按照培根的说法，就是力量。是做甚么的力量？根据我的观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文化上的原因，那就是美国的基督徒（Christian）希望认识信仰藏传佛教者的一切奥秘。西方基督徒在这个奥秘面前已经等待了三百多年的时间，他们对藏传佛教已经急不可奈了。

　　十七世纪，当耶稣会传教士来到西藏阿里的古格王朝，他们迫切地学习藏语文，佛教经典，翻译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等作品，他们想知道宗喀巴到底是不是因为受到了一个耶稣教信徒的不完整启迪才对佛教进行了不彻底的改革。他们想知道六字真言的确切含义，为的是能在和僧侣的辩论中占据上风，从而彻底地批判偶像崇拜，皈依那些「迷途的羔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们真正地做到了这一点。

　　二十世纪以后，关于香格里拉的想象成为西方人的一个无法割弃的fantasy。1933年，当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出版以后，它所提供的天堂似的「香格里拉」迅即引起厌倦了战争和对天堂感到失望的西方读者的狂想。在这里，没有赋税、人的寿命延长到数百岁。想想美国人通常所说的，「在美国有两样东西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纳税和死亡」，香格里拉是何等的诱人啊？经过弗兰克的电影改编，「香格里拉」被赋予宗教的意涵：香格里拉最后要实现的是「基督教的伦理」。西藏到底是不是香格里拉？它能不能替代已经被相当多的西方人放弃了的「天堂」概念？还是像电影里主持香格里拉、来自欧洲的大喇嘛所讲的，最后是基督教伦理取代佛的香格里拉？1959年以后，当数万流亡藏人来到印度的时候，美国一个教会组织迅即在他们当中开办了一所教会学校，让藏人儿童学习英语、圣经和藏语文。刚独立不久的印度民族政府对美国教会非常警觉，在三年后关闭了这所学校；关校之前，该组织从学生中挑选了10名儿童送到美国继续接受教育。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至今仍然记得最初美国人让一定得学习圣经的故事，并且颇有揶揄。你可以想象从背诵文殊菩萨经到读圣经之间的巨大差异。

　　相对于宗教的这个终极目标，支援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进行关于西藏主权归属的论战，只能看作是西方文化中附带的、工具性的目标，尽管这种论战追比西欧的近代关于国家的政治理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同样正确的是，这些知识储备也为西方文化反思他们对于西藏的认识正确与否和反思流亡藏人和中国政府提供的解释正确与否提供坚实的基础。这也才有《想象西藏》（Imagining Tibet）这样精彩的论文集、《作为宣传的历史》（History As Propaganda）、《建构新中国的藏人佛教徒》（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New China）问世。无论怎样，关于西藏的知识已经不能不纳入一个追求完备的过程：在这里一切都必须服从于理性，不允许任何神秘化、隐秘化。神秘和隐秘只属于天堂里的上帝，不属于上帝在地上的人的国。所以，西方人用科学的理性对待非西方的知识：思考然后行动（think and act），而把信仰归于他们的上帝：观望然后祈祷（watch and pray）。

　　我丝毫不怀疑Gene Smith等人热爱藏传佛教的真挚情感。和他一样对藏传佛教、藏文化倍加钟爱的西方学者还有很多。正如人类学家戈尔斯坦所说的，他本人所做的研究并不是反对西藏独立，也不是支持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不是。他要做的是：无论西方人怎样想象西藏的将来，他们都应该知道西藏过去的实际状况是甚么样子：他追求真理。

五　知 识

　　东方文化里是不是存在一个「知识」的概念？

　　说到 「知识」和「科学」，我很清楚两者都是西方的，尤其是欧洲的产物。但是仅仅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远远不够。这是因为，两者后面的文化意味著它们是不可移植的，如果不整体地移植该文化的话。这一点已经为相当多所谓的应用人类学的经验所证明。

　　如果我们只考虑欧洲文化内部的「知识」和「科学」，那么，有一点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它们产生于基督教（Christianity）文化的肌体当中，追求「真理」、「知识」和「科学」是得到居于文化核心的信仰体系所准许和容纳的；尽管从哥白尼、布鲁诺以来的「科学」与教会机构之间的冲突不断，这并不表明二者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包容、共存和互生的关系。看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欧洲和西方，以及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偏激的、你死我活的反传统运动。实际上，中国「五四运动」及其所代表的偏激思维好比一个病人在病痛的当儿顺手抓了一剂药，根本不管是不是妥当。这剂随手抓来的猛药，它的全部药效只有在半个世纪以后才显示出来其「威力」来。在对待信仰与知识的问题上，我们确实丧失了一个把握欧洲文化的总体视角。

　　近代以来欧洲文化内部的知识生产已经和「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和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进程密切纠缠在一起。欧洲风格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甚至也应该放置到这个背景下去理解。而它们合作的结果，就是摧毁了传统意义上的社区，个体已经不再被看作社会关系的交合点。富科所讨论的性史，以及富科本人的性经验史，只有被看作西方近代以来一个不断消解神秘和隐秘的历程才是合理的。根据路易·杜蒙的看法，「个体主义」在近代被赋予了权力，发生转型。它伴随著「女权主义」、家庭的重新定义，正如人类学家David Warren Sabean在一个德国小镇 Neckarhausen 从 1700到1870年的历史中所发现的那样；「进化论」是这些知识的直接结果：从人体的直立行走到社会进化。更进一步，知识推进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如富科所说，只有在尸体面前才止步；而在这个时候，知识直面的就是上帝了。

　　在他们看来，上帝是无须论证的：知识的终点就是信仰。上帝正在知识的终结处招手。对于处于东西方中点的伊斯兰来说，穆斯林所确认的也是这一点：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智慧，也就是认识到真主的存在，产生于知识的终结点。

　　从这一点看来，知识和信仰，只能是后者包容前者，高于前者；反之不成立。无论怎样，欧洲文化内部，以及作为该文化延伸的美国文化内部，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被界定的。离开了这个界定，我们无法很好地理解「知识」和「科学」；离开了这个界定，「知识」和「科学」就被神秘化或者妖魔化了。这种情况在非西方的许多留学西方的知识份子当中普遍存在，「知识」和「科学」乃至「民主」被神秘化或者妖魔化为指导他们变革自身社会的「灵丹妙药」，同时也是论证他们的合法性和特殊地位的有力工具。

　　流亡藏人卷入西方关于西藏知识的过程，是一个双方寻找理查·怀特所说的「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的过程。许多僧侣为了将佛法传入西方，不得不放弃传统的教学和师徒关系；有的甚至被改造成为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精神分析学、瑜伽修行、绿色、生态佛教等；将1959年前的西藏改造为「香格里拉」等。西方施主是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这也算是对僧侣们弘法的一个回报：结果就是一个佛法的世界在更大的地理空间范围内的扩展。这是许多僧侣在1959年以前未曾预料到的，也是被大多数人忽略的。

　　「流亡」不是一个很好的词，它很容易将流亡藏人的状况和其他地方发生的流亡族群等同起来，只看到西方文化借此机会对藏人的同化；这个词的问题就在于忽略藏文化、藏传佛教借此机会成功地扩展到全球区域这一面：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业绩。他们的力量不是削弱，而是扩充和加强了。

　　新中国政府对关于西藏的知识的掌握和控制从四十年代末就开始了。五十年代以后，关于西藏的知识更是在政治领域内被大量运用：这些知识或者来自于前朝民国的学者，或者来自历届北京政府及其下属的档案：档案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档，它不同于图书馆藏书，因此对档案馆的管理是最为严密的。

　　与欧洲关于西藏的知识同样偏颇的是，在中国，关于西藏的知识受到权力的强有力的塑造。但是，在文化背景上，我们是根据甚么来参与这个知识的塑造过程的呢？是不是我们也有和欧洲人相类似的知识和信仰的关系呢？

　　这个问题提醒我们关注近代以来汉人的转型过程及其结果：这就是政党领袖取代世袭的帝王；被赋予武力意涵的权力取代文化的朝贡；可伸缩的帝国边陲被限定为密不透风的国界；来自于欧洲内部的无神论结合传统当中微小的一部分的不注重神的思想，获得颠覆性的改造社会的力量；国族主义的、并且是相容民族主义的进程。按照安德生的分析思路，传统宗教被淡化以后，新生的替代力量就是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

　　可以说，如果有神秘性和隐秘性一说的话，那一定是和这个转型连接在一起的：民族－国家的塑造。知识必须服从于这个新的「神灵」。这个新的神灵不需要对知识的全面把握，它只需要有利于建构新神的知识；在知识终结的地方，就是国家和相对应的国族：这里不需要思考，只需要一种潜移默化所带来的同质性认同，或者信仰。

六　明 天？

　　我差不多是沿著一个文化遭遇的分析路径旅游了一周，该回到11世纪了。我被邀请来恬添西方文明关于西藏知识的一席；可是我更多地领略到这个文明带给我的震撼。

　　对非西方而言，现代欧洲模式的「民族－国家」是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显然不是。二战以来的社会问题已经揭示了这一点。至于现代性，它只是一个短暂得来让人来不及呼吸的时代。和一些睿智的现代学者所悲观展望的西藏问题「无解」的未来不同，我提出的「有希望的」未来就是回到我们文明的智慧，回到藏汉民族间数千年的往来关系和他们处理这些关系已经取得的、但是一度被现代性所抛弃的成就。

　　为甚么要回到历史和文明？近代以来的西方人喜欢从没有历史的角度看待非西方的「原始人」；用东方学去看待有历史的「东方人」。可是忽略了当地人他们自己是怎么看的：等级、文明，这个世界和这个历史。

　　同样是宋代，这个被许多史学家当作「积贫积弱」的王朝，却恰恰编写出辉煌一时的关于历代王朝的知识的百科全书，譬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艺文类聚》、《通志》、《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和《资治通鉴纲目》等，写出探寻异域的《博物志》、《青唐录》以及载录有各地异文化面貌的诸朝会要等著作。关于藏人的知识正是蕴藏在这些著作中。一方面我们用天下的心态看待、包容藏人文明作为「他者」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觉得他们不够汉人那么「文明」：这种对反的心态造成关于藏人的知识在十一世纪空前膨胀。可以说，十一世纪的北宋是清代以前汉文明关于藏人的知识最完备的一个时代。

　　满人主导的清王朝被颠覆后，汉人主导的中华民国走上一条民族主义的道路。在这场基于「民族化」过程带来的民族和国家的狭隘化面前，关于藏人的知识已经被粗暴地蹂躏。十一世纪的汉藏历史告诉我们，「和谐」可能是汉人重新走向「天下」的知识的时代：包举宇内之志、囊括四海之心，正如汉代范滂受命以清诏使案察冀州，「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在这里，对「天子」所代表的「天」的指认和对「天下」的关怀，将重新包容和管理「知识」，并将被「知识」所塑造。新知识份子不再用经济效益来决定「知识」和「话语」的生产，而是关注这种「知识」和「话语」跟天下的关系：他们的立场将是天下的知识和话语，以及知识和话语的天下。 　　 　　 　　

陈 波　1989-1993年就学四川大学历史系本科；1996-1999年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民族学硕士；2000-2004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博士。2004年至今就职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藏学研究所。2005-06年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杜克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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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五十三期　2006年8月31日

Saraband

昨天晚上看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Saraband。伯格曼的电影总是让人觉得难以言说地沉重。还在爱荷华的时候看过他的“芬妮和亚力山大”，“秋天奏鸣曲”，“哭喊与细语”，“野草莓”，“第七封印”。现在已经记不得电影具体的情节了，只记得他的电影都是关于人生的重大问题：死亡，自我的本质，爱。Saraband是他２００３年的作品，据说是另一部７３年作品“婚姻场景”的续片。看这部电影的初衷是想看晚年的伯格曼如何反思婚姻，生命。一边看我一边回想起自己父母的晚年。

一直以为进入中国人所谓的“知天命”和“耳顺”之年会是一种祝福和荣耀，人们不再有事业与家庭的压力，也早已自己和解或与人和解。年老的玛瑞安娜来看望分手数十载的前夫约翰，不期看到约翰和儿子和孙女的爱恨交织的关系。玛瑞安娜的重返也许是想为年轻时经历的爱与背叛做个了断，从约翰一家身上，看到的却是无法了断的彼此伤害和背叛。约翰患癌症去世的儿媳安娜只在照片中出现，她却是爱与温暖的象征。她少言寡语却洞察人心，没有她的一家人在黑暗中越陷越深。人没有爱怎么能生存？约翰孙女卡林远走他乡，他的儿子亨理克自杀，约翰自己在四更天惊醒，被巨大的焦虑击溃来寻求玛瑞安娜的安慰。离开约翰家，玛瑞安娜最终从和自己痴呆女儿的对视中感悟到爱的真实，就像主基督在最后的晚餐时和他怀中所爱的门徒对视时一样。

伯格曼把这个作品分为１０个部分，每个部分好像是一个人物的独白。Sarabande源自巴赫的音乐，好像是对话式的。伯格曼在晚年的时候仍然看到没有神的爱，人不过是孤儿！

《晚春》

在小津安二郎成为当今中国小资的新偶像以前，我也只是仅闻其名而已。昨晚看了《晚春》，摄于１９４９年，那种感觉就像是看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电影，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小津刻画的人物，含蓄内敛，他们的生活看似简单平淡，却充满了静谧的诗意。整个电影像是一幅淡淡的山水画，或是一壶淡茶，很久没有品位到这么地道，真实的东方意韵了。陌生的是电影中表现的那个时代的日本与我的想象相去甚远。一直以为战后的日本是疮痍满目，可看见的确是电器铁路，西式楼房，安静无人的街道和美丽古老的庙宇。然而小津的日本确是活在传统与现代之中，年轻一代的西化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和传统的价值观念虽有轻微的磨擦，却也最终无声地融合，就像日本社会的成长本身。突然明白侯孝贤和小津的相同之处，他们都是社会的观察员，他们耐心，细致，没有自大和野心，也没有主义与章程的干扰，在他们专心虔诚的记录中，我们才可能看到他们眼中时代的真正颜色。

世代更迭的奥秘

周末浏览杂志，在《纽约人》上看到关于卸任后的克林顿的长篇通讯。中期选举在即，各色政治人物都在摩拳擦掌。关于希拉里参选的猜测也甚嚣尘上，美国人对克林顿夫妇的感觉仍然是爱恨交织。昨天听Wait,Wait,Don't Tell Me,时事抢答中竟然有这篇通讯中报道的克林顿讲的唯一一个黄色笑话。人们其实并不在意克林顿在卸任后的自我救赎，他的濒死经历，他在艾滋病上的工作，中产阶级仍然把他当做过去三十年雅皮价值的代表，在现在这个反省归正的年代，他们虽然欣赏他的才智能力，但开始以他的道德行为为愧。

《名利场》这期刊登了一篇把当今美国与没落的罗马比较的文章。引用对照吉本的《罗马帝国的没落与灭亡》，作者认为当今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以走到了崩坏的边缘，就如历史上的罗马帝国一样。他们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与危机：军事力量的式微，道德伦理的败坏，蛮族的侵入，宗教的转型（当年的基督化和现代的穆斯林化）。作者似乎相信风水轮流转之说，数算每个帝国强盛的年日，长的不过７，８百年，短的也就数十载。

但以理为神所启示，早就预言了这世代更迭的奥秘：潮起潮落，一切都要过去，“因 为 到 了 定 期 ， 事 就 了 结 。” “你 且 去 等 候 结 局 ， 因 为 你 必 安 歇 。 到 了 末 期 ， 你 必 起 来 ， 享 受 你 的 福 分 。” 这个主日冯牧师的信息也是这个主题。

经世致用的"福音"

今天在中学同学校友网上看到LX贴出来的《基督的人生观》（作者：詹姆士·里德 翻译：蒋庆）。粗略看了一下，好像是有基督教风格的self-help类型书籍，可是很多观点非常可疑，尤其是放在括号中的注解文字。在网上古狗一番，发现译者蒋庆是西政８２年毕业的，当今国内的新儒家。再查，发现《基督的人生观》在国内年轻知识分子中好像很有影响力，常被引用。 不光是译者的背景，书名令人心生疑窦，书中主旨似乎在教人如何在今世活出完满的人生。自人被逐出伊甸，哪里还有完满的人生？没有神的救恩，再完满的今世也要尘归尘，土归土。

基督教被拿来经世致用并不是最新的发明。最新一期的时代杂志有题名“上帝要你富裕吗？”的文章，报道当今美国所谓“超级教会”(Mega Church)所教导的“繁荣福音”。我们所在的时代真正是神所预言的末世教会的情形，撒旦一会的就在我们中间，教会中巴兰的教训盛行。就像当日在希腊－罗马多神文化中的犹太教会一样。属世的娱乐方式，机构建制，宣传公关在超级教会中都一有尽有。街对面的“第一家庭教会”在巨大的会所边上最近又新修了幼儿园，体育馆，电脑中心，隔三插五就过节，搞活动。“繁荣福音”只讲神的爱，神的祝福，不提罪，耶稣的牺牲与救赎的代价，神的公义与审判，殊不知我们的主从来就是生活在贫穷，低贱的人中间，甚至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不相信主在地上所行的一切只是为了让我们在“巴比伦大城”中生活得滋意快乐。

９１１回首

今天是９１１五周年，全美各地都在纪念这个日子。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已经成为历史的定格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今天回想起来每一个细节都还那么生动，让人难以忘怀。

那是星期二，８点４３分开车出来，眼里看到的是夏末早晨灿烂的阳光，闻到的是空气中带着一丝隔夜的湿润。车里公共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在说飞机事故什么的，播音员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很不连贯。在１２７街第一个红绿灯前停下来时，听清播音员说１小时和４０分钟前两架商用飞机撞进了世贸中心大楼。好像是劫机事件。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接下来听到五角大楼也被飞机撞了，我紧张起来，找出手机给K打电话，他说，“你怎么现在才出来，有没有在家里看电视，好像是恐怖袭击，快去单位。” 我问他，“谁袭击谁？” 他说不知道。到单位停了车，一路小跑进了办公楼，刚过９点。走道上围了一群人静静地看墙上的电视，我看到画面上曼哈顿岛的楼群中世贸大楼在冒烟，好像两根半截点着的香烟。然后其中一根香烟就突然折断，倒塌了，一片烟雾缓缓升起来。大家惊叫起来，看着CNN的电视画面目瞪口呆，电视里解说的声音好像一点都听不明白，大家只是盯着电视呆呆地站着。我跑到二楼自己的办公桌前，打开电脑想从网上发现到底是怎么回事，Paul Martveli走过来，眼睛红红的，说：“这是战争！”其他的同事也围过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汇总自己知道的消息，每个人脸上都是沉重和悲伤。这时有人过来说，“世贸北楼也要垮了！” 大家赶快往走道去，电视上世贸北楼也消失不见了，曼哈顿岛笼罩在烟雾之中。不知不觉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心里满是悲伤。

接下来一整天大家都无心上班，只是上网和交换看法。下午２点Mike Thiel来告诉大家可以回家了，让我们回家后好好拥抱自己的亲人。在往停车场走的时候Alan来告诉我快去加油，他说市区的各个加油站都排上了长队，大家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们明天会宣战还是会受到更多的袭击？

开出Campus，１１９街最近的加油站已经排出上百个车，往前开过街口，下一个加油站还是一样，看看自己只有小半缸油，我开过去排在最后。这一排就排了４个钟头，快６点才加到油回家。回家的路上心里真的很忧伤，觉得美国人纯真和平的时代结束了。（It's the end of the Age of Innocence.)

恬恬十九个月体检

恬恬今天做了十九个月的例检。她身高３２又３／４英寸，体重２４磅１０盎司，头围４８厘米。

早上恬恬一走进医生办公楼就紧张地抱住我的腿，进电梯的时候更要我抱她，两个小手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办完手续见到护士，她开始小声哼哼，眼泪快下来了。等脱了衣服，要放她到检查床上，她就大哭起来，死死地抓住我的衣服不肯躺下来。只好抱着她量头围，量完我说，“看，一点都不疼，对不对？”，她点点头，露出一丝笑意。量身高的时候，只能放她到床上，她还是不肯，只好把她硬放下来，她大哭起来，两个小手攥得紧紧的，在空中无助地摇动。我只好握住她的小手，小声地安慰她。护士把量尺才收起来，她就一轱碌爬起来抱住我的脖子。称体重时我把她放到秤上，她有点紧张但没有哭。好奇地看护士摆弄秤。在检查室等医生的时候，就我们两个人，她放松下来，指着墙上的贴画告诉我“兔兔”（其实是小熊），“马马”，“老虎”。鲁宾医生一进来，恬恬就开始小声哭起来，她最怕这个干瘦的小老头。检查的时候她哭得越来越大声，医生跟我一说话，她就降低哭声，好像要听我们说什么。很快检查就结束了，鲁宾医生一离开房间她就停了哭声。护士进来给她打甲肝预防针，这次她好像知道真的要痛了，躺在检查床上拼命挣扎，护士的动作好快，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就给给她打完，贴好了胶布。恬恬坐起来，摸着腿上的胶布，委屈地抽噎。穿好衣服离开医生办公室，我让她给护士说再见，她乖乖地挥手说“拜拜”，脸上还挂着泪水。走出医生办公楼，外面阳光明媚，我说：“恬恬要不要自己走？”，她点点头，从我怀中滑下来，走了几步，就一个人往前跑去。

韩流

韩流横扫亚洲已经好几年了，我一直拒绝跟随这个潮流，觉得无聊。其实好多年偶然看过一个韩剧“爱情是什么”，虽然有些婆婆妈妈的，但是把韩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娓娓道来，倒是很有意思。今年GM来访，带来好几部经典韩剧，终于在二月份手术后修养的一周内开始看“火花”，就这样我也给韩流卷走了。

韩剧就好像我们在八十年代接触的琼瑶小说，每个故事都是千回百转的爱情纠葛，家庭恩怨，由一个个俊男美女来演绎，可谓现代社会的成人童话。我们在这虚拟的世界里除了看人在情感中的沉浮，不经意也看到韩国人的伦理道德与价值取向。同在东亚文化里，韩国人的伦理道德与价值取向其实与中国人的息息相通。 可惜中国人的伦理道德与价值取向在过去４０年中被意识形态摧残，扭曲殆尽，近１０年又被铜臭玷污，看韩国人的生活就好像是看我们原本该有而从来没有过的生活。他们的荣辱感，羞耻心，对传统的爱护都让人心动，即使是过分的矫情也不乏真切的感动。在看过的韩剧中，“看了又看”跟“爱情是什么”颇为相似，家常里短，把两个家庭中夫妻，长辈，子女之间的关系细细道来；“爱上女主播”是个典型的琼瑶故事，看过之后不由地喜欢上了张东健，把他的其他片子也一并找来看过，其中的“太极旗飘扬”用史诗般的手法把一个民族分离的伤痛写出来；“洛城生死恋”，“蓝色生死恋”，“情定大饭店”都有宋慧乔，这个女孩让我想起山口百惠－－少女不带杂质的纯洁。

韩流横扫亚洲，从某个角度也证明亚洲对韩国文化的某种认同。经过７０年代的军事统治，８０年代的民主激荡，韩国现在的文化影响力何尝不是这个社会浴血再生的结果。 中国有的只是浴血的历史，８０年代的民主激荡还是以浴血而终结，现在的经济繁荣更象是腐败肢体上疯狂成长的肿瘤，没有文化与制度的根基。中国流要想横扫亚洲还来日方长。

孩子的世界

这几天都在看小孩子的电影，一个是Noboy Knows by Kore-eda Hirokazu(谁知赤子心），另一个是Nanny McPhee.“谁知赤子心”以一个日本的真实事件为原形，讲述一家四个孩子在被母亲遗弃后独自生活的经历；Nanny McPhee根据童话故事改编，讲述一个丑陋的保姆如何用魔力调教一家７个调皮捣蛋的孩子。

Akira的母亲离家去和情人生活，把照顾三个弟妹的责任交给１２岁的老大Akira。随着母亲离家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对母亲回家的盼望也越来越渺茫...,他们渐渐放弃维持正常家庭的运作，直到像野地的花一样自生自灭。很难想象日本人性格中这种惊人的忍耐，即使小孩子也能像大人一样自律，中规中矩，在没有大人的家庭中饮食起居如常。四个孩子可以靠母亲留下的一点钱维持着一个家庭的运作。日本人对残忍的忍受力也非同寻常，在日本这样紧密的社会结构中，他们独自生活这样久竟然无人知晓；小妹妹死后，Akira和朋友把她悄悄埋葬而没有眼泪。

Nanny McPhee由多才的爱玛－汤普森编剧和主演，轻松愉快，有童话般的完满结局。

我在想：孩子们看Nanny McPhee这样的故事长大，却发现自己原来生活在一个残酷的世界中，要像Akira一样含辛茹苦才能生存，多不公平！！

照片上的聚首

中学毕业２０年，同学大都音信杳无。突然之间进入了重新聚首的季节，聚会的邀请一个接一个而来，从初中同学到高中同学。从网上的校友录，从电子邮件里，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跳出来，把岁月尘封的记忆慢慢给打开。黑白的旧照片上哪些青涩，稚嫩的面孔，单纯，严肃的表情，怎么会和今天照片上这些风韵万千，城府深深的中年男女连在一起？突然想起谷建芬的那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其中之“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代”。

八十年代的意气风发让人对未来充满了憧憬，我们曾经确信我们将统领时代之风骚与光荣。２０年后发现我们只不过仅仅承传了我们父辈在社会／单位中的位置，重复着他们繁衍生息的过程，所不同的是我们讲着不同的笑话，消费着不同的品牌。

读中学的时候，市民生活质朴的琐碎，亲切的粗俗常令我驻足神往，幻想着这和自己不同的世界。可我从来没有和那些来自这样背景的同学成为朋友。我是大院的孩子，无根的移民后代，我的世界是封闭而自以为是的。今天在网路的世界中，即使远隔重洋我也可以混迹这帮鲜活的市民孩子中间而不被察觉，我可以仔细品味他们的机智与鄙俗，让我有了坐在顺城街二楼看人行的心情。

<<礼物>>

It never occurs to me that HIV positive can be romanticized in a way that it has become a life style that young gay men pursue nowadays. I was shocked and deeply disturbed after watching “The Gift” at Sundance channel last night. Those so called “bugchasers” voluntarily seek to be infected and celebrate it in “conversion” parties. It somehow reminds me what some tribe boys used to do in order to entering their adulthood. Is there a really ritualistic significance to become HIV positive in gay community or there’s something else? The documentary presented two case studies, of which one guy is a small town boy, who desperately tries to make friends and fits in; the other guy is a playboy in his 30’s, who spent most of his time partying hard. One thing strikes me is that when AIDS pandemic started in 70’s, this generation of gay men was yet to be born. They grew up in an era when AIDS seemingly becomes a manageable disease, and the clock of death stopped ticking. Furthermore, over the years the society as a whole has unintentionally helped to hide the ugly reality of HIV positive. A lot of AIDS PR campaigns are actually glorifying the gay life style rather than alarming the gay community of the disease. Unlike the generation before them, this generation have never seen their loved ones dead in front of them. They’re doomed by their ignorance and stupidity.

"For if you live according to the sinful nature, you will die" – Romans 8:13

《女店员》

史蒂夫.马丁在我印象中只能算一个三流的卓别林。他的笨拙不是精心编排的，带着一点身不由己的无奈；他也少言寡语，但他不变的微笑后面似乎无聊多于感伤；他的喜剧只能让人半心半意地微笑。

印象中《女店员》在书店的书架上站了很久，应该卖得不错。后来知道这是史蒂夫.马丁写的，心里有点好奇。周日晚上终于看了拍成电影的《女店员》。很奇怪他能把现代都市中孤男寡女的心情拿捏得很到位。女店员梅若贝尔孤身一人在洛杉矶生活，白天在第五大道百货店上班，晚上画画打发时间。富有的商人瑞.泼特进入她的生活，两个人开始没有承诺的相处。史蒂夫.马丁演的瑞.泼特是一个有承诺恐惧症(commitment phobic)的都市男人，他小心地维持着自己情感和性的地界，梅若贝尔只能在性的地界中与他游戏，直到她厌倦而放弃, 走入给她同等情感回馈杰瑞米怀抱中。我们这个时代情感和性的分隔似乎越来越正式。克林顿身不由己就成了这样的象征，青少年的成人式似乎也演化成此。史蒂夫.马丁的《女店员》试图在爱中解决现代都市人的孤独问题，对我来说这个爱来得有些可疑。

不爱江山爱美人

今天和Moo讨论温莎公爵夫妇的关系。Moo认为这个女人不简单，年近４０，离婚两次还能让国王为她放弃王位。我历来对这“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有所怀疑。２０，３０年代的欧洲其实和现在这个世代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战的影响造就了一代颓败文化的兴起，在一些精英阶层的圈子中，颓败文化也演绎在个人的生活中。比如安娜依丝－宁和她周围的文化人，柏林的同性恋文化等。爱德华八世和辛普森夫人也许受到他们周围氛围的影响，以为他们的结合不会成为问题。可是当时社会大众的道德标尺还没有宽容到他们期待的程度，加之政治因素的影响，国王只能不爱江山爱美人了。从以后的历史看，温莎公爵夫妇一直生活在“退位”的阴影中。

我信故我在

今天读到这篇署名谢有顺的“我信故我在”的文章，觉得很多问题讲得很透彻。特别转贴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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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家马尔洛说：“二十一世纪或者会是宗教的世纪，或者它根本就不会来临。”这句话一度让我感到震惊。我不是担心这预言的应验，而是惊异于马尔洛那样尖锐地指出了二十一世纪人类可能有的两条道路：或者是回归信仰，找到新的确信，把我们时代的创造性力量重新聚拢起来；或者是继续在道德与信仰的废墟上溃败下去。这个事实已越来越明朗，达到了现代人难以回避的地步。无所信给我们带来的价值迷惘，精神矛盾，欲望不受约束等困境，正在侵蚀我们的内心，腾空我们的内心。有一个人对我说，我的心空得风都能吹进去，──他无意间的一句话，却非常准确地道出了现代人的存在境遇。最终，现代人空洞的内心只好让不断膨胀的欲望来填充。存在的质量，存在的尊严，正在被欲望粉碎。这样的局面是让人痛心的，因为人的生存起初不是这样的。如果虚无主义，物质主义，颓废主义是天经地义的，那么，活着就意味着发疯。必须重新考虑我们割断了与信仰传统的联系之后，我们的生存是进步了还是损失了。


　　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凡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人都羞于承认自己对文学，经济，科技一无所知，却会为自己对宗教信仰一窍不通而感到骄傲。再没有一件事比这个更让我困惑的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信仰所赋予的辉煌，我们的历史上是否会有苏格拉底，但丁，巴赫，米开朗基罗，歌德，牛顿，斯宾诺莎，基尔凯戈尔，爱因斯坦等一大批文化英雄?是否会有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别尔嘉耶夫在他的《俄罗斯思想》一书中说：“宗教问题折磨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在俄罗斯人那里，就连那些不仅没有东正教信仰，而且甚至开始迫害东正教会的人，在内心深处也保留着东正教形成的痕迹。”这可能不单是俄罗斯，更是整个欧美的特点。我常常在想，如果除去信仰的影响，世界文化史还有什么辉煌可言？对于信仰这个重要且影响巨大的问题，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它进行重新的追思与解释，否则是无知的，不负责任的。要追思人类有关信与不信的历史源流，最好的办法是谦卑地回到圣经的《创世记》。它的每句话几乎都是一粒种子，在圣经的各卷中，以及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长大并应验。一根据创世记的神圣记载，早期的人类至少有过四次堕落。第一次是亚当的堕落，在第三章；第二次是亚当的儿子该隐的堕落，在第四章；第三次是挪亚洪水前弯曲悖谬的世代，又嫁又娶，又吃又喝，人类完全堕落成了属肉体的人，在第六章；第四次是在挪亚洪水之后，人接受了撒旦的煽动，集体起来背叛神，在第十一章。这是人类精神颓败的内在线索。在各次的堕落中，人类至少从三个阶段落下去，到末世（The end of the world ）,精神几乎已落到了最低的地方。


　　第一阶段是人从神的面光前落到自己的良心里──从神治落到自治。最初的时候，受造而未堕落的人直接受神圣的管理，有着美好的秩序，因为在人里面有灵（spirit），有代表最高的善的良心，它是接触神，与神交通的内在器官；其次，人还有魂（soul），即人的位格，人的自我，是人的思想，情感，意志的总和；魂的外面是体（body），是人与物质世界往来的部分。所以，在希腊文里，人的生命有三种，一是灵生命（希腊文，zoe），表征永远的生命，非受造的生命，不能朽坏也不能毁坏的生命；一是心理的生命（希腊文，psuche），即思想的生命，在人的魂里；一是生物的生命（希腊文，bios），在人物质的身体里。这是我所看到的对人生命奥秘最精确的描述。正确的情形应该是，灵引导魂，魂管理体，灵在神面前，魂在灵下面，体在魂下面。神的面光是管理的本质，我们把它称之为神治。


　　从神治落到自治（即人的良心治）里，意味着人从一个神圣的范畴进到了一个有限的范畴，从一个依靠，被牧养的境遇进到一个自己为自己的生存负责的境遇。在此之后，人的有限性就成了人生存的茧，把人囚禁在思想的领域里，即令左冲又突也难以突破其自身的局限。但人里面依然有趋向无限的愿望，这个愿望本身就会起来审判我们，并指证我们的存在方式是有缺陷的。良心的功能就在这时发挥出来了。正是在良心的作用下，亚当与夏娃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后，就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他们为此而感到羞耻。良心的定罪使人有羞耻感，它是对堕落的人的一种保护，因为它至少给人划定了一个道德的边界。真正可怕的是，人类在本该感到羞耻的事上却失去了羞耻感。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就是因为人有羞耻感，有良心，而动物没有。所以，人若能够让良心来治理自己，还不失为一件好事。


　　可惜，良心的管理规律到人类的第二代，亚当的长子该隐身上就被破坏了。创世记第四章记载，该隐杀人，说谎，态度傲慢，并不觉得羞耻，完全泯灭了良心的感觉。从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人治开始了。这是人类堕落的第二步：从自治到人治。再进一步的堕落是，从人治堕落到撒旦的煽动里。人在巴别（“巴别”为“巴比伦”一词的希伯来文写法，即“变乱”之意）以邦国的形式集体背叛神的主权，人这个受造之物开始以造物主自居，这是人类所犯下的最大的罪，同时，它也将人类推向了一个自身无法摆脱的困境：必须自己承担来自生存世界的所有重压。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当外面的压力增大，而人类又没有神作坚固基础的话，他就会被压跨，以致崩溃，这就好比我们中国古代所遗留下来的石拱桥，只能在压力不太大的情况下站稳一时，若是现在有一辆新型的六轮大货车装满货从它上面经过，它就会倒塌一样。`人离开神作生存基础后，情形就好比那些旧的石拱桥，只能适合在压力较小的境遇里生活，当现代人的生存压力加大时，就立刻面临崩溃的危险。它的源流从亚当的堕落就开始了。人第一次堕落，是因为人不用他的灵，不用他那固有的神圣生命的感觉，接受了蛇的试诱；第二次堕落，是因为人凭着自己的魂单独行动，使该隐用自己的观念敬拜神，向神献上了没有经过血洁净的祭物──地里的出产，发明了宗教，并导致该隐因怒杀了他的弟弟亚伯；第三次堕落，是因为人凭自己的肉体行动，所以创世记六章三节说，“人属乎血气（blood）”，血气就是肉体的本质；第四次堕落，是因为人接受了悖逆、背叛的思想，在巴别那个地方集体起来背叛神，使整个受造的族类都变质了，于是，就有后来的亚伯拉罕成为新族类的祖宗，信心的祖宗。


　　人类共谋背叛神是要作什么呢？他们造砖，把砖烧透了，使之用来建造城与塔（创世纪11章）。这个表号非常有意义，它以寓言的方式说出了人类文化的性质。根据圣经的启示，神的建造从未用过任何砖头，他只用石头，最终新耶路撒冷也是用宝石造成的。（启示录11：18-20）石头与砖头的源头不同，石头是神造的，砖头是人造的。在巴别的人烧土成砖，而埃及的法老也曾用砖造积货城（出埃及记1：11-14），这是什么意思呢？砖的原料是地里的土，而地是为了产生生命的，造砖的意思就是为了人的建造，杀害并焚烧地里一切生命的元素。不仅如此，造砖还需要人的劳苦，这含示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劳苦的建造史，而建造的材料乃是被错用的泥土──就是人类自己。错用的材料加上人类无畏的劳苦，就产生了巴别的生活--无神的生活。除了这座无神的城，巴别的人类还建造了巴别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创世记11：4）与此相反的是，亚伯拉罕进入美地，没有建塔，而是建了一座坛，以呼求耶和华的名。这是巴别的反面。


　　巴别是巴比伦的源头。创世纪十一章的巴别发展到启示录十七章，就成了大巴比伦城，倾倒了。就其寓言来说，巴比伦城好象一座坟墓，而巴别塔就是这座坟墓上的墓碑。巴别的原则建立起来之后，使人类受到了两方面的咒诅：一是人类不能再集居一地，而被分散；二是人类的口音被变乱，不能再说同样的言语。（创世记11：7-9）在这个被变乱的境遇里，人类之间已失去了任何统一的基础，交流的可能，它的集大成是当下的后现代社会：文化，哲学，神学之间满了争论，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结果就是无休止地争论和分歧下去。后现代社会的原则，就是巴别的原则：试图在地上（世俗而平面的现实上）用砖（人类自己的劳力）建造一个通天塔（新的语言实在），来传扬自己的名。它充满了变乱气质的极端发展。但起初不是这样的。所以，许多人还想重新找回那个统一的基础，以找回业已失落的人类的最高理想。爱因斯坦在本世纪头十年取得了一系列理论物理的巨大成就之后，按常人看来，便再也没有什么新的突破了，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都在潜心研究一个统一理论，希望用此来包容自然界的引力场，电磁场，强核场，弱核场这四个基本场。爱因斯坦没有实现这个看似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他之前，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数学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就提出了麦克斯韦方程，统一了光，电，磁现象。为了这个统一理论，不仅爱因斯坦，连海森堡，爱丁顿，泡里也付出了最后的研究生命，结果都是无功而返。I．M．辛格说：“现今的寻求建立统一场理论的努力真是愚不可及。”泡里干脆厌恶地说：“神拆散了的东西，谁也不能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他们的梦想不能实现的根本原因是，人离开神以后，由神所代表的绝对的价值观念就在人的心中瓦解了。柏拉图曾指出，如果没有绝对 （absolute），个体，或称“殊相”（The particulars）便没有意义。绝对是个体的依属，只有绝对能赋以整体统一，赋以我们生命有意义。在相对主义的范畴里，我们根本无法对道德，价值，存在意义下最后判断。在无神的境遇里，人类只剩下两样事物：无神的文化与生活，以及宗教。二宗教是由亚当的儿子该隐运用自己的魂所发明的。该隐虽然相信神，但他没有走神的路，而是照自己的观念来侍奉神，“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创世记4：3）这就是宗教。神不要人通过劳苦所得的地里的出产，而是要一个流血的祭来满足他公义的要求，并要用祭牲皮来遮盖堕落之人的赤裸与羞耻。亚当与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眼睛就开了，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就用树叶作裙子来遮盖自己，但这种遮盖在神眼中是无效的，因为一个犯罪的人需要流血的祭牲来救赎，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所言：“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这涉及到神的公义。佛教就是在这一点上无法叫人信服，它承认人有罪，可它解决罪的方法是遗忘，而不是寻求公义者的赦免，这说到底是一种自欺，是用遗忘来贿赂自己的良心。如果没有流血，公义的神要称义我们这些不义的人，那就是将他自己陷于不义了。为此，到了新约时代，基督成了“神的羔羊”（约翰福音1：29），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使他有资格成为我们的赎罪祭（Sacrifices for sin），作人与神之间的中保（mediator），这是唯一正确的救赎之路──流血。


　　该隐的兄弟亚伯接受了这条道路，将羊群中头生的献上，他承认流血是必需的。该隐却自以为是，企图用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宗教从此就开始了。历代来，几乎所有的宗教家都是在自己的观念里与想象的神亲近，他们发明了打坐，冥思，默想，坐禅，禁欲，猜想等，就是不走取用血赦罪的路。这些人都是该隐的跟随者。该隐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跟随者竟然变本加厉，不仅更改了敬拜方法，甚至连敬拜的对象也更改了──从敬拜神堕落到了敬拜偶像。他们用木头雕的，石头刻的，泥巴捏的像当作神；把历史中的名人（如姜子牙，关云长，释迦牟尼等）当作神；甚至把一些动植物也当作神，如所谓的神龟，神树，神蛇等。还有，伊斯兰教把他们的宗教领袖作成像来敬拜，天主教把玛利亚，保罗，彼得，约翰等人拿来敬拜，更正教（基督新教）的许多团体极力推崇圣经里所没有的圣诞节，复活节，牧师制度（而不是牧师本身）等，都是走了该隐的路，使宗教里充满了魂潜势力的发表，而丧失了纯正的神圣品格。


　　这就是人类第二次堕落的本质：开始于宗教的发明，结束于杀人。──该隐看见亚伯献祭蒙悦纳，就怀恨在心把他杀了。你相信宗教徒会杀人吗？只要翻开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伊斯兰教徒杀害了无数的基督徒，罗马天主教杀害的真基督徒比罗马帝国还多，所以，有一句话说，血乃是福音的种子。在罗马教时期，英国剑桥大学有一个毕业生，信从基督但不信罗马天主教的道理，罗马教就派人将他抓来，预备烧死他。他们使他受了许多苦，他却温柔地接受了判决，照样好好地吃饭。罗马教的人嘲笑他说：“你的神若是真神，你经过火时就不会被烧死，你将你的手放在蜡烛上试试看。”这个剑桥的毕业生平静地回答说：“你们的火只能把我的指头烧掉，但这火会使我更洁净。”当火烧到他身上时，他热切地祷告说：“主啊，不要审问你的仆人，在你面前活着的人原没有一个义人。”见此荣耀情形，有一个基督徒跑来抱着他说：“当我的日子来到，我也要和你一样。”又有一个天主教神甫跑来说：“不是我把你烧死的。”他就对那位神甫说了些安慰的话，然后才死去。还有一个法国的基督徒叫但以理的，也是因不信罗马教，被囚在监里，审判官决定在星期六行刑。有人来告诉但以理说：“他们定规要把你的四肢挂在四个城门上。”他平静地说：“头挂在哪里？”那人回答说：“另挂在一个门上。”他死时，行刑的甚至不许他说一句话，他喜乐地接受了。罗马君王迫害基督徒时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罗马军团司令摩里士，接到领兵迫害基督徒的命令后，便将他的徽章交给助手，自己以同道的身份，与其余的基督徒一同赴难就戮。这事于公元286年发生在瑞士龙河河谷，靠近密第山岭下山崖之处。圣摩里士这个小城就因此得名。信徒为真道而殉难的事是太多了，从这几个例子我们已经看出，宗教与真信仰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


　　神学则是另一种宗教，思想中的宗教，它思考神，但没有敬拜神的实际；宗教是集体化的行为，神学则是个人化的行为。神学是关于神的学问，在神学里，神不是无限地，有位格地存在，而是成了一个词，一套法则，一套观念。宗教里还有相信的成分，神学的起点更多的却是怀疑。著名神学家巴特，就至死都持着“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al）的见解看圣经（这是十九世纪自由神学家的普遍见解），所以，他认为圣经有许多错误的地方。巴特的立场在神学家中很有代表性──他们所相信的都是对信仰的信仰，而不是对某些事实的信仰。他们不赋予“神”这个词有任何实际内容。就如哲学家海德格尔，使用“诸神”一词，这是对圣经所说的“独一全智的神”的一种抵触。


　　新正统派最杰出的神学家蒂利希受海德格尔的影响，把神学发展为一个复杂的思想系统，至终他用“存有”一词来代替神，除了无穷的思辩外，他的著作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安慰。1965年，蒂利希临死前，有人问他：“你祷告吗？”他回答说：“不，我只冥想。”至终，蒂利希在痛苦中死去。还有一些神学家接受了歌德的泛神论的思想，把自然当作神。这种将神的造物人格化的方式，把人类对神的敬拜下降到了对神的造物的敬拜。信仰成了拜偶像。这就是神学的大限：不是相信神，而是猜想神，论证神的存在。论证神是以自己的理性为基础的，而有限的理性，怎能推理出无限的神呢？巴特在自己的晚年得出一个结论说：人不可能把握神，理解神，人不仅找不到神，也不寻找神；人寻找神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巴特否认人可以找到神，也就否认了神所给人的高贵地位，否认了他自己的信仰。巴特是没有盼望的人。还有一个法籍犹太神学家西蒙娜·薇依，也是一个矛盾而痛苦的人。她在《重负与神恩》一书中说：“神存在，神不存在。问题究竟在哪里？我完全确知，有一位神存在，因为我完全确知，我的爱不是一种欺骗。但我也完全确知，没有一位神存在，因为我完全确知，没有任何与我在说出神之名时我自己能在观念上设定的存在相同的确实的东西存在。”这位被称作当代帕斯卡尔的著名女神学家，在这样的表述中是极其痛苦的：她的良心告诉她有一位神存在，可她的思想又说没有一位神存在。她一生就在这种矛盾中生活，所以，她作为一位基督徒，临死前还拒绝受洗，拒绝加入教会，就是因为怀疑与不确信，使她对神失去了甜美的享受。


　　薇依的经历，被另外一位女神学家索勒发展成为一种奇特的神学思想：无神地信仰神是可能的。它与“神死”神学（“God is dead”theology）一样耸人听闻。神学发展到这个地步，成了“无神学”，实在是让人感到意外，这表明人类的思只会远离神，如同伊甸园里那棵知识善恶树所代表的那样：知识使人不再依靠神，而是向神独立。许多人记住了尼采所说的“神死了”这句话，却忘记了他最后发疯的结局。我相信尼采的发疯不是偶然的。


　　宗教家们满足于一些复杂的敬拜仪式，神学家们则满足于在猜想中建立自己的思想系统，这二者都是人里魂的活动，有仪文与知识，惟独缺乏生命的实际。它所带来的结果是，将神森严化，这与圣经中“道成肉身”的原则是相违背的。到最后，他们只好猜想神，猜想到末了，无神思想就出现了。


　　三人类之所以会发展出文化，乃是因为人类失去了神。原初那位创造人的神本来是人的保护，供应，娱乐，盼望，他是一切。人类失去了神，就失去了一切。这样，就不得不发明了自己的文化，来代替这一切。文化说到底是神的代替品。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回到人类的始祖身上，看看一切是怎样发展出来的。


　　该隐错献祭并杀了他的兄弟亚伯以后，就被赶逐离开了神的面，耶和华说，“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恐惧了，说：“我的刑法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创世记4：13-14）为此颤栗的该隐，离开神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建筑一座城，以诺城，人类最早的无神文化就是在这座城里起头的。建筑城可以说是该隐继宗教之后的第二样发明。在古代，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该隐因自称“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失去了神作他的保护，就需要城来保护他。该隐还给他的儿子与他的城取了同一个名字：以诺。──这似乎在说，该隐将城当作他的儿子，他爱城像爱他的儿子一样。这是很有意思的。


　　该隐的后代中有一个叫拉麦的，更把该隐所起头的无神文化进一步扩展到生活的其他领域。拉麦是人类的第七代，是第一个发明一夫多妻制的人，他娶了两个妻子。（创世记4：19）他第一个妻子叫亚大，原文的意思是“装饰”，说出她是一个爱装饰自己的人，以悦人眼目，可见情欲的思想到拉麦和亚大身上已是非常明显；拉麦还夸口说他杀了一个壮年人，又杀了一个少年人，可见暴力在当时也非常普遍。这一切事都发生在该隐所造的以诺城，或者说，这就是最早的无神境遇中的城市生活。


　　拉麦的第一个妻子生了两个儿子，雅八与犹八。雅八就是住账棚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犹八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创世记4：20-21）畜牧是为了谋生，因为地不再为堕落之人效力，故雅八需要游牧。而犹八弹琴吹箫的目的是为了娱乐，因为人失去了神作他们的快乐。犹八这名字在原文里就是“快乐之声”或“欢腾”的意思，这指明，没有娱乐，他就无法再欢腾了。这就是拉麦的家庭，由情欲，装饰，娱乐三样事物所组成，它几乎就是现代家庭的一个小影。看来，离开神之后的家庭生活的原则，自古皆然，无非是情欲，装饰，娱乐而已。


　　拉麦还有另一个儿子，叫土八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创世记4：22）意思是说，他发明了武器，以防卫自己。至此，我们看见，该隐之后，下列几样事物在人类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城为了生存，游牧为了维持生活，音乐为了自娱，武器为了防卫。我们可以把这四样事物称之为是无神文化的总和。人类发明了无神文化，没想到这种文化带来的结局却是情欲，淫乱，漂流，凶杀，战争。看来，人类要在这种无神的境遇中生存下去是困难的。所以，就连一些无神论者也承认，许多时候，宗教信仰能够有效地看守人那放纵的灵魂。尤其是现代人，光靠外面的法律约束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他的内心要有一个看守者，那就是他所信的。


　　其实人类的本性就说出他需要有一个信仰，需要有一个盼望，也需要有一位更大的牧者的牧养。人类本身不是终极存在，他的有限表明他还必须追索更高的价值与意义。正是这个缘故，导致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所区别的只不过是真信仰还是伪信仰而已。我们走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图腾，寺庙，教堂，以及各种复杂的敬拜仪式，都是层出不穷的，它并没有因现代社会的发展而消失。这决非是偶然的。正是因为人类内心有这个需要，外面才有神所代表的信仰来满足人类的这个需要，这就好比人类有解渴的需要，外面就一定有水来满足人一样。现代人的空虚感，失落感日盛一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内心本应由神来充满的那一部分被腾空了，以致没有了盼望，也没有了归宿感，像该隐一样，流离飘荡在这地上。


　　这个境遇到二十世纪就更加严峻了。那些最早由一批敏感的思想家、艺术家所体验到的精神困惑，存在难题，如卡夫卡所体验到的变异与绝望，弗洛伊德所体验到的性受挫的思想，基尔凯戈尔所体验到的理性使人悲观，非理性给人带来快乐的人生经验等，也就是那些构成现代人基本思想形态的东西，到二十世纪中叶（或许还更早）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实践。它还迅速汇聚成一股强有力的思潮，经由文学，艺术，电影，哲学，神学，以及各种大众媒介，根植在越来越多人的意识里，给人们一个价值已经死亡的强烈印象。一旦推开了传统价值观的约束，现代人就变得肆无忌惮起来，有些人公然跑到街上宣扬说，人生没有意义；有些人以颓废为美德；更有些人否认了在理性的范畴里可以找到意义后，起而追随赫胥黎亚尔达士的思想，把药物当作自己新的理想与宗教。这个思想在六十年代的美国风靡一时，那些崇尚药物的世界乌托邦主义者都有一个梦想：只要人人都吸食药物，现代世界的种种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此，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曾建议在城市的饮用水中加入迷幻药，以把每个人都提升到天堂的境界，后来兴起的嬉皮士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种观点。有一本叫《利雷，六十年代的疯狂与我》的书，记述了心理学家利雷所说过的许多在当时有代表性的话，其中有两句说，“心智要死去，这是你唯一的目标，别无其他”，“药物就是这新宗教的圣礼”。这样的文字叫人不寒而栗。随着这一思想就自然发展出了性解放、吸毒等生活方式，它是人类生活中黑暗的一幕。


　　吸毒，性解放，颓废的生活，不会是我们新的信仰，它恰恰是反信仰的事物。而那个在现代人的生活中越来越隐匿的真正的信仰问题依旧在折磨着我们，这是我们所无法抹杀的。就像现代的社会生活绕了一个大圈仿佛又回到了腐败的古罗马一样，我相信，解决问题的办法绕了一圈之后，最终也要回到信仰上来，因为人类的精神是一道流，有起源也有终结。它的终结点在哪里呢？在神的审判。这是真确无疑的。许多人都把信神看作迷信，把无神思想看作是科学的代表，持这种观点的人，恰恰不了解科学，甚至可以说是蔑视科学的，因为现代科学革命正是以圣经为基础的。可以这样说，没有圣经就不会有现代科学的辉煌，就像没有马丁·路德就不会有巴赫的音乐一样。这一点，就连非基督徒科学家怀特海、奥朋哈玛也承认是这样，并在他们的论著中强调近代科学是由基督教世界观发展出来的。1925年，怀特海以《科学与近代世界》为题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说，基督教是科学之母，他的理由是，“中古时代的人持定神的理性”，所以早期的科学家抱有一个“绝对的信念，相信每一件事情，无论如何细微，都可追本溯源，寻出其中的前因后果，以制定其基本原则。如果没有这个信念，科学家所耗惊人努力，也是徒然了。”怀特海对科学发展根源的洞察可谓一针见血。英国的丹皮尔在他的《科学史》上册中也说：“正如罗马法的存在使得秩序的理想在整个混乱的时代和中世纪得以维持不坠一样，经验哲学也维持了理性的崇高地位，断言神和宇宙是人的心灵所能把握，甚至部分理解的。这样，它就为科学铺平了道路，因为科学必须假定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曾经有历史学家作过这样的权威统计，他们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选出三百位最伟大，具有重大发明的大科学家，对他们加以考查后，就他们的信仰问题得出以下结论：一、没有办法查考他们信不信神的有三十八位（不作统计）；二、不信神的有二十位，占8%；三、信有神的有二百四十二位，占92%，这类科学家包括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开普勒，笛卡儿，法拉第，马斯威尔，伏特，欧姆，安培，爱迪生，马可尼，巴斯德，爱因斯坦等；四、在这些相信神的科学家中，除了少数几位信仰犹太教外，其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督徒。192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原子能专家康普顿博士，194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转登在上海科学文摘中，他说：“从此以后，我们应当按照和平的王──耶稣基督──在二千年前对我们的训言，学习爱护同胞。……”哲学家卢梭说：“苏格拉底的生死，是博士的生死；基督的生死，却是神的生死啊！”培根说：“神从来没有制造奇迹来说服无神论，神平常的工作就足以说服无神论了。”爱因斯坦也说：“我不相信神会跟宇宙玩掷骰子的游戏”，“我想知道神如何创造了这个世界”，他甚至还说过一句更惊人的话：“在评论一个物理理论时，我常问自己：如果我是神，我会不会这样来安排宇宙？”这让人想起玻尔的劝告：“我们的责任不是规定神如何安排这个世界。”也是基于信仰的缘故，大科学家牛顿中年以后几乎放弃科学研究，转而研究圣经。许多的人指责牛顿这样做是在浪费时间，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牛顿和其他科学家若不以圣经为基础，他们就无从获得智慧与信心去认识宇宙内在的规律。


　　中国科学一直不发达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没有自己的终极信仰，没有认识一位有理性，有思想，有位格的神，虽然中国人很早便对物质世界就有深入的了解，但因着信仰上的致命缺乏，以致一直无法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而只有一些非常具体的发明，如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所谓的四大发明。李约瑟在《大滴定》一书中，解释何以中国的科学不能发展成熟的原因时精辟地指出：“他们没有信心说出人能够揭开大自然规律的真相，因为他们不肯定一位比人更有理性的神，已经将这个规律安排好，使人能够了解。”所以，中国有许多心灵手巧的技能家，却没有大的理论物理学家。西方科学界有一句名言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足的。”反观中国的科学史，我们就会发现的确如此。比如，郑和七次下西洋所率领的船只，在当时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可在增进地理知识和科学发现的成就上说，远远不如几乎是同一时间的哥伦布、麦哲伦所作的环球航行。其原因在于，郑和根本就没有想到地球是否球形的问题，他也没有带什么有价值的科学假设出去，所得着的东西自然就很少了；而哥伦布、麦哲伦却相信圣经《约伯记》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就预言的地球是圆的，“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神将大地悬在虚空”，这样的相信是他们的航行取得成功的决定因素。至此，我们已经清楚，信仰和科学之间并没有任何抵触，它们之间乃是一。我要很强地指出，现代社会的混乱是从这里开始失落的，它的挽回也必须从这里开始。


　　四宗教，神学，无神的文化，以不科学的态度盲目反对圣经，颓废的生活，等等，这些事物在现代社会的混杂，使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巴别城在我们的时代扩张，许多人都过着一种在巴别的生活。巴别出自邦国，是沿着咒诅的路线发展的，它的直接结果是拜偶像。据历史记载，巴别国的第一个君王，古实的儿子宁录开始带进许多拜偶像的事。这种偶像的崇拜延续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拜偶像的结局就是死亡，因为它完全背离了人类的本性与源头。人正确的源头应该是高贵的，神圣的，有荣耀的光辉的，而不是服在偶像的势力之下。创世纪明言，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的，这表明圣经给了人一个最高贵的地位──有神的形象与样式。它比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卫像”所代表的人要高贵多了。


　　人的本源是什么太重要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之所以让人感到厌倦，就是因为他把一个高贵的人降低到了完全物质、属肉体的层面来考虑。而他自己一旦无法解释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时，就用漫长的时间因素，及那个所谓的“突变”理论来搪塞过去，这是非常可疑的。按照热学第二定律，从宇宙的混沌状态不仅不能产生有序状态，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序程度不会升高反而还会降低。在生物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如此，每一次的“突变”只会使物种退化，而不会使物种往更高级的种类进化。许多人不相信创造论，宁愿相信进化论，可他们忘记了一个根本疑问：单单由于漫长的时间加上偶然因素，人怎么可能从“非人”变化成为人？让良心来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人是从“非人”变化来的，那死亡在人身上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非人”是不关心自己的死的，而人只要一天活着，他就一天无法摆脱死亡的恐惧。我不愿意轻易就让死亡把我消灭掉。一个思想过，痛苦过，爱过，恨过的人，有一天要在死亡中被了结，这是可怕的。死把人类的所有生存意义都注销了，活着还有什么价值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哥林多前书15：32）那些所谓不怕死的人，其实都是一介莽夫而已。真正关心存在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无不都在与死亡作坚决的斗争。即使像川端康成，海明威，海子这样的自杀作家，也是说出他们被死亡的控告胜过了。


　　死亡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人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信心的瓦解使人丧失了活命的指望。当人被痛苦，恐惧，绝望所充满时，实际上也就是被死亡的阴影所充满。人从意气风发的文艺复兴时期落到了当下悲观绝望的后现代主义的境遇中，表明人已非常脆弱。正确的理性，神圣的价值，遭到了嘲弄，它是现代人丧失信心的根源。失信带来失语。现代人在这种失语的境遇里，要么是沉默，要么是聒噪，这二者都是无意义之象征。无意义的结果就带来死亡。


　　另一方面，死亡还来自这世代的邪恶。这是一个弯曲的世代，不信的世代，像挪亚那个世代一样，人类只关心吃，喝，嫁娶，一切以肉体的欲望为中心，这令我想起古罗马帝国衰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堕落，宴乐，狂热；我还想起古代的以色列，当全国远离神，违背圣经诫命的时候，先知耶利米起来大声呼喊，死亡将临到这城！耶利米所说的死亡，是指整个文化，社会，意义的死亡。现代社会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路途之后，仿佛又回到了衰败时期的古代。


　　创世记五章里十代的人，前后有九代人都死了。死亡是人类堕落后最终的结局。有没有道路可以逃避这死亡呢？在十代人的记载中，我们发现有一代人成功地逃避了死亡：以诺与神同行，并没有死。以诺是第一个被提（snatch）的人，被提是一条唯一能够躲避死亡的路，它意味着与神相遇。我们这些有限的人一旦与无限相遇，人性一旦与神性相遇，死亡就被遏制在那里了。被提的条件是与神同行，相信神。“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希伯来书11：5）信是什么意思呢？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六节又说，信就是信神是（Believe that God is）。有意思的是，“耶和华”这名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就是那我是的”，或称“强有力者起誓约束自己”，启示录又称他为“今是，昔是，以后永是者”。只有确立了他这个伟大的“是”（“是”了，也就“在”了，“有”了）之后，人这个有限存在的“在”才可能得着真正的确认。


　　人作为一个存在者，他会意识到其自身可能不存在的那种情况，这就有了矛盾，它同时也构成了人的存在性危机，这一危机最终就以烦恼的形式来瓦解人的存在。烦恼大概有三种形式：对于命运和死亡的烦恼，对于空虚和无意义的烦恼，对于内疚和为罪自责的烦恼。精神分析学家将这一切烦恼都解释为病理性的，这是对烦恼的肤浅解释。如果是病理性的烦恼，它就可以通过环境与人际关系的变更来消解，但事实上有一种本源的，存在论上的危机是无处不在的，只要这种危机存在，人就不可能作出自我肯定，不可能获得生存的新动力。只有寻求一位无限的，有理性的，有位格的存在者的帮助，人才有希望从现在的绝望境遇里实现真正的向上一跃。


　　人的尽头神的起头。但我们在此强调自我的失败，强调在信中得拯救，并不是在此重提一种存在主义式的人道主义。萨特的人道主义是无神论的。他说：“人的本质就是他的存在。”这是一句让人绝望的话，它的意思是，除非人能使自己成为所要成为的人，否则他就没有本质可言。为此，许多存在主义者都认为存在并没有注定的本质，他必须在行动中选择。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的本质就成了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他的本质就必须由社会的制度和经济状况来决定，这样的人还有什么本质可言？人应该是有本质的。只是，这个本质要获得终极意义的话，它就不能由人自身来给出。人不是最高存在，他的存在是依靠性的，其意义必须由一个比人更高的存在（无限的神）来肯定，本质从神而来。人的全部悲剧就是失去了这个无限者作依靠，失去了中心，最终只能以自我为中心，人要自己高兴，自己幸福，自己为自己的痛苦与绝望负责，它越出了人这种有限存在所能给出的范畴。自我不能自我生存。


　　唯独神是自己生存者，信神是真正的终极关怀。许多人都使用了“终极”一词，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所追求的终极是什么。多数的人把终极解释成了一套法则或一套观念，里面没有任何实际。这不是终极关怀。终极关怀就是终极相信。可是，我相信的对象是什么？我怎样才能相信？相信的对立面是罪，罪就带来刑罚，这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有罪的人怎么去见公义的神？就像一个罪犯怎么才能去见公义的法官？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解决罪的问题。罪不解决，就没有真正的终极关怀，顶多有一种趋向终极的猜想。


　　不要把终极关怀和任何有限象征或有限象征的总和等同起来。民族理想，自然崇拜，以及佛教和伊斯兰教的那种人性的扩大，都只是中间价值系统，里面并没有神性，也没有无限。它们只是把有限的实在提升到终极的地位，使之具有一种虚伪的高度。只有那位“今是，昔是，以后永是者”才是人类与万物的存在依据。相信他，存在就获得终极意义，在意义里就找不到死亡。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哥林多前书15：55）这样的追问告诉我们，信仰在折磨着我们，它的答案只能是──我信故我在。


　　1998年1月19日

维快百科

Know It All - Can Wikipedia conquer expertise? by Stacy Schiff, New Yorker, 7/31/2006

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人工智能”(A.I.)里，11岁的人造小男孩大卫为了寻找能把自己变成真正男孩的绿仙子，找到全知博士(Dr. Know)。全知博士实际上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计算机，大卫不知道，他自己的制造者也在找他，他们在全知博士里输入了大卫想要的信息，把大卫最终引回到了自己被造的实验室。“人工智能”这个电影原来是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最后的项目，电影还没有开拍他就去世了，最后由斯皮尔伯格来完成。库布里克和斯皮尔伯格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对科技带给人类的可能性思考最深刻的电影人。不同的是，库布里克的思考带着成年人的悲观，斯皮尔伯格的思考充满孩童的好奇。 然而在他们电影中呈现出的很多概念在今天的现实中都逐渐变为现实。

看纽约客 7月31的刊号上斯戴希.西福关于维快百科的文章，让我想起了全知博士。斯皮尔伯格的全知博士虽带着博士的头衔，却没有学院的陈腐味道，而是妇孺可亲的小丑面貌，有问必答。维快百科，这个由网民自发建立的网上百科，是一个网络版的自己动手(DIY)百科，它正在悄悄颠覆我们所熟悉的正统和专业的知识定义，把知识渐渐变成了时刻变化的信息，人人都可以加添自己的解释，修改别人的定义。专家和业余人士平起平坐，没有对错的仲裁，只有说法的此消彼长。维京百科也扩充了我们所熟悉的知识的范围，从现今时尚的话题，到任何个人的，微不足道的信息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占据一席之地。维快百科正变成我们时代的全知博士。

维快百科和古狗的对比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他们创立的初衷都是为了改变散布信息的方式，颠覆传统的信息权威。古狗把所有的信息陈列出来，任由你选择； 维快百科把相关的信息做一个有意义的陈列，帮你缩小你选择的范围。维快百科和古狗都是几个人奇思妙想的结晶，不同的是，古狗走上了商业成功的道路，成了华尔街最新的宠儿，维快百科还是5，6个人的作坊，继续着非营利组织的运行。

根据斯戴希.西福的采访，维快百科的创始人吉米.韦尔斯是60年代末生人，肄业财经博士，在IT泡沫高潮的时候开始经营一个门户网站。他在读本科的时候，读到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945年的自由市场宣言-“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哈耶克认为个人的知识本身是局限性的，只有当人们把各自的知识放在一起时才能建立真理。90年代韦尔斯接触到开放源代码运动，开放源代码运动创始人之一的艾瑞克.瑞门的“天主堂和自由市场”一文特别开启了他的眼界，使他看到群体协作的可能性。维快百科开始时叫“新百科”，2000年，韦尔斯招募了学哲学出身的莱瑞.尚格加盟，以刊登学术性的百科条目为目的，头一年只有21篇文章。2001年，尚格的朋友介绍一种允许协作写作，编辑的软件给他，这个软件叫做维快。维快模式是一个条目有一页保存修改历史的纪录页，有一页讨论编辑过程的交谈页。维快百科开始运作后的一个月内，就有了600篇文章，一年内2万篇。维快模式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内容的准确性上哈佛教授和高中生一律平等。维快模式开始时没有规则，后来尚格发布了一些规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要去管其他的规则。”另外的两个中心思想是，文章必须中立，文章的内容必须是经得起查核和从前发表过的。维快百科在佛罗里达的办公室很简陋，就像研究生的休息室，真正维持维快百科运转的是分布在全世界的维快百科人。英文的维快百科有20万注册用户，70%的内容是由其中的3200人写的，这些无名氏用网名发表条目，其中一些常客成为网管或是调解仲裁委员，负责管理编辑的争执，封IP.

维快模式应该说是互联网模式最忠实地再版。它消解了地域，时间给信息交流带来的羁绊，赋予普通人无限的可能性。随着它的发展，它也渐渐被它所颠覆的社会准则所腐蚀，各种管理的规则，监管的程序应运而生。无名氏们在网管和调解仲裁委员的面具后面扮演着传统的权威角色。

维快百科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它条目的准确性。其条目内容很大程度源于网上的信息。经过多人的编辑，条目的清晰，紧凑程度也大受影响。

《决胜分》和《北国》

最近看了两个电影，伍迪.爱伦的《决胜分》（Match Point)和 Charlize Theron演的《北国》（North Country). 《决胜分》是伍迪.爱伦近年来最紧凑的作品，有点象他早期的《开罗的黄玫瑰》，把人性的软弱一层层揭开来，让你看到内核的黑暗。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最关键的时刻所做出的抉择从来都不可能是一时的冲动，往往是我们的习惯，意识的自然流露。有时给人的感觉会象是横空出世，其实人们所收的乃是其所种的。 犹太人的宿命观其实和中国人很接近。有点遗憾的是这部电影中没有看到伍迪.爱伦式的幽默，男主人公最后的内心独白也很苍白，脆弱。《北国》里面Charlize Theron的表演很出色。在美国，我们今天视为当然的妇女权力都是这些普通的女人为了自己做人的尊严辛苦争取来的。美国的制度本身竟然也让这些抗争成为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以颠覆制度为目的的革命成为不可能的现象。

Illustrated History of Europe by Frederic Delouche

European Values

The democrateic ideal, which is based on the conviction that collective well-being depends on each citizen taking an active part in civic life, is an inheriatnce from the ancient Greeks. It also derives from the assemblies of 'free men' held by the Germanic pepoples to counterbalance the powers of the leader in time fo peace.

The ideal of law and written statutes was established by Rome. By codify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various public authorities. The idea of the res publica, together with the political traditions of Northern Europe, gave birth to constitutional thought; and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John Locke from England and the Baron de Montesquieu from France added the modern concept of the sepration of powers -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judiciary.

The ideal of individual liberty. Christianity by linking humanity to God and proclaiming 'Jesus as God made Man', had already added a personal dimension to everyone's destiny. Salvation, seen as supreme happiness was not a collective affair, but individual. The Christian spirit, which refused to link human success with birth, wealth, rank or glory, taught that happiess was to be found in a tranquil conscience.

At the Renaissance int he 15th century, with the rediscovery of the ancient world, humanist intellectuals archieved a synthesis of the Greco-Roman heritage and Christian thought. So four ideals cam together: democracy, equity under the rule of law, human equality and personal happiness based on individual freedom.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s in Europe

Before the break-up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5th century,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Greece were part of the Latin heritage and were taught throughout the Empire. After Roma, three great cultural zones co-exist and reguularly influenced each other in Europe. In the sourtheast there is the Balkan zone, heir to the Byzantine Empire, under which it flourished before coming under Moslem influence from the 15th to the 19th century. In the east is the Slav zone, largely open to Asian, Byzantine, Moslem and Western influence. In the west is the occidentla zone, with its intimate blend of Nordic or Anglo-Saxon cultures with the legacy of Greece and Rome.

创世记

昨天看查经班的进度表，发现已大大落后。等恬恬十点睡后就开始接着读创世记。

该隐和亚伯的故事是人类兄弟相残的开始。神原本是警告过该隐的，“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它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它。” 人在自己偏行己路的时候，就落入了罪的网络中。该隐在嫉妒和愤怒中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他成了自己罪（嫉妒和愤怒）的奴隶，罪的功价就是死，亚伯死了，他也从此与生命之源无份。他的惩罚是从此与神永远隔绝，流离飘荡在地上。

大洪水是神第一次清洗人间的罪。大洪水的传说似乎是各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国的山海经中有洪水的记载，云南各民族中，比如纳西的东巴经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创世记是犹太民族的口传历史。圣经上说，洪水之后挪亚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所谓的宗族，国家其实就是挪亚后裔的地土和邦国。不奇怪做基因分布研究的人发现从基因上看人类可能是同一个人的后裔。

创世记头三章

昨晚读创世记头三章。
亚当的名字就是“这人”的意思。 神所造的最初的人就是“这人”。
天是分开水体的空间。那天之上的水体是大气层吗？
婴儿认识世界是从名字开始，亚当和他以外的世界发生联系也是从命名开始。
人最初的追求是饱足，快乐与智慧。人最初的感情是羞耻与害怕。人第一次背离神的后果就是一个羔羊被宰杀。死进入了生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