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的日子

昨天开始了在家养胎的日子。原来计划要做很多的事，但是很容易就觉得疲劳，外面冰雪覆盖，天色阴沉，让人也打不起精神来。看来还是要坚持原来计划好的日程，读书，写作，把在家的这几个月用于精神的丰富。

住院的时候看了一部FDR的传记片，FDR的时代和当今的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战争的威胁，经济的衰落，美国面临着危险的转折时期。Obama可以从FDR的执政经验中学到很多的东西。让我感兴趣的FDR的另一面是他的个人勇气和信仰，以及他与妻子的关系。

纽约客11月17号上有一篇The Child Trap, The rise of overparenting by Joan Acocella, 探讨中上层阶级子女教育的误区。父母过分参与/干预子女的教育，用繁重的课业/课外活动雕削孩子的成长，从学前教育直到大学。 美国的这种趋向其实与中国的独生子女教育很相似。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父母把子女教育作为最大的投资，希求最大的回报；二是因为全球竞争； 三是大脑的塑造 (brain plasticity), 把环境的刺激作为婴儿大脑发育的重要手段。

The author of "A Nation of Wimps: The High Cost of Invasive Parenting", Hara Estroff Marano thinks that the infant-stimulation craze was a scandal. She accepts the idea of brain plasticity, but she believes that the sculpting goes on for many years past infancy and that its primary arena should be self-stimulation, as the child ventures out into the world." "As children explore their environment by themselves - making decisions, taking chances, coping with any attendant anxiety or frustration - their neurological equipment becomes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If children are protected from such trial-and-error learning, their nervious systems 'literally shrink.'"

愿神扶持， 直至终点

12月11日出人意料我竟然住到了医院里。因为一点出血的症状，导致发现Baby A的胎盘前置在宫口的边缘。医生决定我需要留院观察72小时，如果出血完全停止，我需要回家卧床休息。经过前后的祷告，思考和咨询，我决定遵循医生的建议，出院后停止工作，回家卧床休息直至孩子出生。现在我才刚24周，前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愿神扶持我所走的每一步，直至终点线。

Counting the blessings

感恩节刚过， 终于有时间在中国行后的繁杂事务中歇一口气。每逢这个时节，我们都当数算神在自己的身上的恩典，这样我们才能看到自己的好处真的不在神之外。

此次中国行，前后去了多个地方，蒙神保守大人小孩和腹中胎儿都平安，回来后发现竟长了８磅。都是各地美食的功劳。回来之后发现M离开了组里，她的项目一半以上由我来承接，在岁末的项目淡季，这让我在工作上也不至缺乏。九月底回中国时，美国的金融危机还没有横扫一切，等十月底回来，金融业原来的百年老店都不复存在，看到的竟是保险，房贷，汽车，建筑，各个行业一片惨淡的景象。在文学城看到金融危机的风波已然波及中国的外企，以至于白领女性竟然以怀孕作为自保手段。我才一下明白神在我身上的时间和安排。“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十月二十九号去做羊水穿刺，得知我们的孩子是两个女孩！！神也是知道我的心意的。让恬恬有妹妹相伴成长，从而也能体验我所经历的姊妹间的亲密。

自从知道是双胞胎，我们就策划买一部面包车，没想到神给我们的超过我们的所见所想。周三快下班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朋友转发来得有人卖面包车的广告，周四的上午我便跟卖主联络，下午得到消息说车可能已经卖了，不过买主要第二天才能付款，我们可以第二天上午跟卖主再联络一下。晚上回到家，我们想这车可能没戏了，可是我心里却不是很遗憾，如果是神所预备的，那一定是最好的。 周五早上还是跟卖主打了一个电话，结果他说他的朋友付款有问题，我们当即表示愿意买下来。下午下班去看过车，很满意，就付款把车开回家了。这件事上如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岂能这样顺利地做成这件事？！

上周在教会的分享中，有弟兄见证神在自己的身上的恩典，并鼓励大家都记录下来。我自己其实也有这样的想法，现记于此。

More than what we bargained for

昨天去WCJC做B超. 发现竟然是两个小人. 我们大约有10分钟处于不能置信的状态里. 跟技师开玩笑说一定是教会的水有问题. 两个小人并列在两个泡泡中, 挥舞着小手, 还向我们转头. 神真是奇妙和充满幽默感, 给我这一生中最大的惊喜!!

进入旷野

Chris McCandless 是我的同龄人, 我们同一年从大学毕业. 我接受了一份职业, 在朝九晚五的生活中幻想没有羁绊的自由, 在窒息的官场中, 我也曾逃遁到西藏去短短的20天. 这20天成了我生活的转机, 让我意识到自己还有抽身而退的勇气和追求新生活的愿望. Chris毕业后没有选择任何职业, 也没有告诉家人, 他捐出自己的所有财产, 孤身一人开始在世界漂簸, 两年后他进入了阿拉斯加的旷野, 在那里生活了4个多月, 最后死去.

昨晚看西恩-潘的Into the Wild, 仿佛回顾了一番自己曾经有过的梦想, 重走当年的心路历程, 让人不由哽咽难言. 我们曾是自由的精灵, 视功名利禄为粪土, 情感欲望为羁绊, 怀着一种"在路上"的情怀. 也许这也是我们成人礼的旅途 (passage to adulthood), 我们寻找自我存在的意义, 寻找终极的真理. Chris在他的成人之旅中尽了他的所能. 他最后的时刻让我想起李叔同的"悲欣交集".

进入旷野也许是人类必须经历的自我认知与发现的过程, 在无人造环境的辅助下, 人必须直面自己, 世界和他自己的创造者. 耶酥在旷野40天, 最终胜过魔鬼的试炼; 亚伯拉罕也离开自己的本族本土, 进如大而可畏的旷野, 在那里与神相遇; 摩西带领他的人民在旷野中成为一国. Chris经历中让人感动之处在于他无所畏惧的勇气--那是我们青春的火焰.

奥运, 奥运

自一周前奥运开幕, 所有的闲暇时间都几乎耗在了电视机前面. 开幕式的华丽, 壮观与热闹都渐渐模糊成一片, 反而是事后给揭发出的几个所谓的造假事件--假烟火, 假钢琴表演, 假声音等等--成了开幕式的标记. 张艺谋确是符号大师, 他对色彩与形状的运用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 可惜他对中国文化的诠释有太多意识形态的包袱, 他的出彩之处只在于形而非神. 上周在妇科医生处看诊, 负责收费的犹太老太太得知我是中国人, 就开始大赞开幕式. 对普通的美国人来说, 这是一场眼睛的盛宴.

我的眼睛盛宴是看美国的游泳天才费尔普斯书写历史. 他一个人夺得了自己所有8个参赛项目的金牌, 加上上届奥运会的6枚, 他是前无古人的历史创造者. 每次看他后来居上, 在转身的瞬间超越对手, 或是在最后的时刻抢胜对手, 让人叹为观止. 他的质朴与单纯, 也是让人由衷地喜欢他的原因. 和费尔普斯比较, 中国的巨星们所欠缺的就是这种自然, 本色的状态. 他们肩上担负着除了体育之外的太多包袱, 他们的言行举止都必须反映出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和人民的期望. 昨天跨栏冠军刘翔的退赛就成了举国震惊的新闻, 因为他的成功失败都不是他自己的, 我担心他今后的路难走了.

拜占庭艺术

但以理在他的末世预言中，曾经预言一个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和半铁半泥之足的巨像。这巨像代表历史上的四个帝国，这铁腿和半铁半泥之足指的就是罗马帝国和其后的东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在蛮族摧毁了西罗马帝国之后还继续存在了1000多年。这个地中海东部的帝国从巴尔干延伸到小亚细亚，从黑海之滨，高加索，跨越圣地直到北非。东罗马帝国原称为罗马帝国或希腊帝国，拜占庭是君士坦丁堡的原名，后被一位16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Hieronymus Wolf 的著作 Corpus Historiæ By­zantinæ命名。

大都会博物馆在2004年举办了一次名为“拜占庭：信仰与权力”的展览，涵盖了一些从13世纪中期到16世纪中期的拜占庭艺术品。有一天无意从一期旧的“纽约人”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引起我的兴趣，去大都会博物馆的网页上把这一时期的艺术好好研究了一下。

拜占庭因为地域的关系，有着极其复杂的种族与文化构成，经历过无数次的混乱与分崩离析，然而其艺术给人的印象却是平面，刻板，绚丽以至奢腐。比较一下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绘画与拜占庭艺术是非常有趣的话题。一边是真实丰满的人体，一边是平面的圣像；一边是具体的世俗生活的细节，一边是抽象的装饰。东正教认为圣像是神圣存在的媒体，因而拒绝赋予这媒体物质的属性；天主教的艺术则彻底把神圣的存换上了世俗的人类面目。尽管文艺复兴的灵感也有一部分来自流散到威尼斯的拜占庭艺术，但可以看到艺术如何从对宗教的装饰变成了有灵有体的宗教本身。后来教会对圣像的围剿与其说是教条上对拜偶像的反动，不如说是与世俗媾和之后所做的抗拒诱惑姿态。拜占庭最终为奥托曼帝国所灭，它世俗化的宗教和巨大的财富最终难以抵挡一个新崛起的宗教与文化，就如但以理在两千多年前预告的，拜占庭的命运何尝不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两个文明的冲突的一个警示。

Some random thoughts

昨晚看Sydney Pollack的Sketches of Frank Gehry. Frank Gehry是当代的建筑大师. 他的作品在材料和造型上有明显的立方主义影响, 远离传统的建筑风格, 初看上去好像一个孩子信手搭起的歪歪扭扭的玩具, 没有传统的线条和平面, 让人非常不习惯. 他的创作过程也是很有意思, 一些信手画下的线条竟然可以转化成为不规范的实体. 虽然他的建筑从表面上看充满矛盾, 甚至丑陋, 但是从里面看竟然是奇妙的线条和光影.

Sydney Pollack最近去世了. 我看他的第一部电影是Woody Allen的Hannah and Her Sisters, 最后一部电影是Michael Clayton. 在采访Frank Gehry时, Gehry提到Pollack启发他如何与商业主义时代共存---在狭小的个人自由空间中做微不足道的改变. (How he made peace with the commercial world. You try to make differences within the small spaces that left to you.)--20年前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改变世界, 20年后的我却发现自己已经是个现实主义者了.

上周也看了李安的"色戒". 也许是去年的嘈杂声浪过后, 我反而觉得这部电影并没有预先所想象的loaded with meanings. 令我感兴趣的却是李安和他的合作者James Schamus的关系.

前不久在查经时我们谈论到中国文化, 特别是商周文化在圣经纪年中的位置. 接下来就读到廖康对李劼商周文化文化研究的导读. 在远古的迷雾中, 我们对历史的走向不禁开始揣测 (second guess). 我们的祖先真的与神无缘吗? 还是我们在孔子之后选择了另一条路.

Stop all the clocks

Stop all the clocks
-- W. H. Auden

Stop all the clocks, cut off the telephone,
Prevent the dog from barking with a juicy bone,
Silence the pianos and with muffled drum,
Bring out the coffin, let the mourners come.

Let aeroplanes circle moaning overhead
Scribbling on the sky the message He is Dead,
Put crepe bows around the necks of the public doves,
Let the traffic policeman wear black cotton gloves.

He was my North, my South, my East and West,
My working week and my Sunday rest,
My noon, my midnight, my talk, my song;
I thought that love would last forever: I was wrong.

The stars are not wanted now; put out every one:
Pack up the moon and dismantle the sun;
Pour away the ocean and sweep up the woods:
For nothing now can ever come to any good.

停止所有的时钟， 拔掉电话，
堵住狗儿的吠咬给它块肉骨头，
寂静琴音，在低沉的鼓声中，
抬出棺材，让哀悼者上前。

让飞机在头顶盘旋哀鸣
在天上画下斯人已逝的字句，
给野鸽子打上领结，
给交警戴上黑手套。

他是我的北，我的南，我的东和西，
我周日的劳作和周末的安息，
我的正午，我的子夜，我的言谈，我的歌；
我以为这爱会恒久不变：谬哉。

星宿都遭厌弃；吹灭每一个；
包起月亮拆卸太阳；
倒掉海洋拔起树林；
因为万事都无益惘然。

拆 毁 有 时 ， 建 造 有 时

傳 道 書 3
1 凡 事 都 有 定 期 ， 天 下 万 务 都 有 定 时 。
2 生 有 时 ， 死 有 时 ； 栽 种 有 时 ， 拔 出 所 栽 种 的 也 有 时 ；
3 杀 戮 有 时 ， 医 治 有 时 ； 拆 毁 有 时 ， 建 造 有 时 ；
4 哭 有 时 ， 笑 有 时 ； 哀 恸 有 时 ， 跳 舞 有 时 ；
5 抛 掷 石 头 有 时 ， 堆 聚 石 头 有 时 ； 怀 抱 有 时 ， 不 怀 抱 有 时 ；
6 寻 找 有 时 ， 失 落 有 时 ； 保 守 有 时 ， 舍 弃 有 时 ；
7 撕 裂 有 时 ， 缝 补 有 时 ； 静 默 有 时 ， 言 语 有 时 ；
8 喜 爱 有 时 ， 恨 恶 有 时 ； 争 战 有 时 ， 和 好 有 时 。
9 这 样 看 来 ， 做 事 的 人 在 他 的 劳 碌 上 有 甚 麽 益 处 呢 ？
10 我 见 　 神 叫 世 人 劳 苦 ， 使 他 们 在 其 中 受 经 练 。
11 　 神 造 万 物 ， 各 按 其 时 成 为 美 好 ， 又 将 永 生 （ 原 文 是 永 远 ） 安 置 在 世 人 心 里 。 然 而 　 神 从 始 至 终 的 作 为 ， 人 不 能 参 透 。

在汶墟上哭泣

纪念在5/12/08下午2:28发生的四川大地震中的死伤者和他们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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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毅之外请容纳脆弱的缅怀　　

上官本寂　　

汶川地震的废墟，我称之为“汶墟”。不为生造词藻，是想为纯粹的哀伤找到寄往的所在。汶墟之下，当然没有甲骨文传世，却曾记录最鲜活的生命过往，以及他们现今或还在徘徊的魂灵。殷墟以文字传名，汶墟则以人命记史。不为列传，拒为本纪，只是那逾万名录结成的死亡名单，恨其竟要继续延长。家国之殇，自由西南弥漫；魂兮归来，祭之以安静的祈祷。　　

救灾大计诚需戮力同心，主将们并不希望看见遍野的悲观。这应该也能够理解。30年未遇之天灾，亟待国家动员与社会协力。民众与政府当以共济的名义，一起渡过此轮劫波。只是，必要的坚毅之外，尚请容纳脆弱的缅怀。为生者庆幸，为死者扼腕，实在是人之常情。奋力救人者不能放言胜利，千里之外的人们又怎能忘却？族类罹难，又怎能苛责同胞的软弱？山河倾覆，不如恸哭。　　

我们所要祭奠的不是“群众”，不是“人民”，不是“百姓”，不是那些取消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集体名词。承受追思的，一定是那些曾遍尝生活滋味的个人，或为儿女亲友，或为父母夫妻。他们被突降的汶墟掩埋，生活为之坍塌，跟随日常的环境一同毁灭。他们不该只是统计中的多少个零。将香火祭献给数字是荒谬的，他们应得人的待遇。　　

灾难史现今添加了汶川地震的篇章，严峻的哀伤不能被一笔勾销。提倡朴素而直达人心的怀念，并不一定能让所有的无力感泯灭不存。然而，大灾难的时空以数十年的间隔腾挪，民族在失落生命的同时不能丢失人性的伤怀。要知道，最终能治疗创伤的只有人性，而非国家意志。　　

把罹难者当作人而不仅仅是自然的牺牲品，并把这种理解作为一切后续行动的新起点。只有这样，处在非震区的人才能与灾民分担痛苦，国人、国民等类似词语中的寓意才可恢复平衡。悲伤应该是具有力量的，也就是说，挽救悲伤的恰恰是悲伤本身。哀伤无用论的嘲讽者不会明白这点。祭祀绝非无用，悲观绝非轻浮，问题只是，经过长久的背叛，我们遗忘了悲伤的真切含义。　　

历史若有心，这次也会徘徊在汶墟上哭泣。死生的转折变幻莫测，辗转在不同的人群中，为灾难史雕刻血泪的细节。很希望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场能快速消除的噩梦，让那些走进幽乡、冰池和火窟的举动都成云烟散尽。可叹息不断、悲啼不绝，这些设计是多么不切实际的奢望。　　

不为赞美，停歇欢愉，止息争论，向着汶墟的方向保持静默。祈愿魂散了也能聚合起来，并一一落实它们终极的乐土。他们虽已走开，却仍和生者同在，构成血脉的不同成分，归去来兮，见证彼此。

Margot at the Wedding

两姐妹在纽约上州的老屋重逢, 互相审视对方的生活和与周围亲人的关系. 姐妹关系可能是所有亲族关系中最复杂的, 特别是如果两姐妹年龄相近. 玛果是成功的作家, 姐姐是失意的老师, 她们曾是最好的朋友, 后来有了间隙, 互不往来多年. 玛果想在姐姐再次结婚之际与其修好, 结果却再次破坏了婚礼.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 或是我们最亲的人就是我们最坏的敌人, 因为我们最了解对方, 也比对方更敏感她自己的变化, 因为我们是旁观者; 我们也最知道怎么才能伤害对对方,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是无意识的, 我们的目的是为对方的好. 姐妹亲情的失落是世上最可悲的事, 我们怎么才能回到童年的天真与亲密中?

关于西藏

最近邮箱里收到好多关于西藏和抗议的邮件. 看到周围的朋友, 家人都不约而同地卷入其中. 梳理一下我们(中国人)对西藏的认识, 西方的视角和藏人的立场, 发现都在自说自话, 无交集可言.

回想起90年代初自己的西藏之行, 在人烟稀少的东南藏区, 为世上最奇异美妙且可畏的景色所震撼; 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宗教情怀----人在大而可畏的旷野中寻找可依托的所在; 也因着”扛大箱” 的缘故, 和当地的藏民有了亲密的接触, 第一次和人打起来, 且是一个带刀的藏族男人; 在中国最贫苦的县(索县), 看到县城里唯一的商店被藏族在暴乱中烧毁, 和当地的武警中队在铁栏隔离的营区中住了4天, 不过是每天和中队长和指导员撮麻将; 和同行的日本人躲在货车帆布下偷过进拉萨的检查站; 在大昭寺听英文流利的年轻喇嘛介绍他们的宗教和他们对中国的憎恨(他把我当成了日本人); 在布达拉宫看到在一个房间里菩萨造像上贴满了10元大钞, 另一个房间里, 因修缮的缘故, 大小的菩萨造像却堆在地上如垃圾一般; 在八廓街上仿佛回到了中世纪的集市, 抬头看到的却是杂乱的电线和不动声色的摄像机头; 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些贫苦而虔敬的藏民, 他们在人世的目的就是崇拜他们的神, 他们用膝盖杖量朝圣之路, 每个时刻都在祈祷颂经, 把自己的所有财富都奉献给寺庙. 然而他们绝不是悲苦的, 而是单纯快乐的. 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我坐在布达拉宫对面的街边, 看着这座雄伟的宫殿和以它为分界的新旧拉萨城, 一边是古老, 奇异, 宗教的, 一边是崭新, 熟悉和世俗的, 心里充满了矛盾. 今天我的心里还是ambivalent (找不到合适的中文词), 一方面觉得我们汉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是在改变西藏, 他们的智识阶层基于自己的政治宗教理念有理由把汉人当作侵入者; 另一方面文化的交融和经济发展是不可避免的(inevitable), 中国在西藏的投入也是巨大的,不可能放弃. 这些年来国内的国家/民族主义情绪,西方对西藏的的浪漫化都各自造就了一套自己的西藏话语, 达赖对西方政治和媒体的成功运作更加剧了西藏问题的复杂性. 想起夏目漱石的话"有明之处必有暗,明多之处暗亦多". Truth is really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

冬季最后的一场病

上周五R开始发高烧，我们周六带他去看医生，说他是病毒感染，扁桃腺附近都是发炎的白点，嘴里也有。他大概是嘴里痛，边吃奶边哭，最后干脆不肯吃了. 医生有点怀疑他是不是口足病，让我观察他的手脚有没有出现红点，第二天我看到几个，一开始非常担心，因为口足病是会传染的，也没有有效的抗菌素，我怕T也给传染到。所以周一我就给老板请假在家里上班，所幸R的烧周一早上就退了，也肯吃奶了。

周一下午K接T从幼儿园回来，说T下午4点左右也发烧了，也是高烧，我让她张嘴一看，里面和弟弟一样有红点。她烧得很高，烫得要命，吃退烧药也没有多大作用，最后就给她敷冰袋，我看她的手上，也有几个小红点，我当时是确信他们感染了口足病。第二天早上，虽然T的烧退了一些，我们还是决定带她去看医生，确诊一下。医生看过说不是口足病。口足病人手脚和嘴上都是水泡，并且是夏秋发病。T手上的红点应该是病毒感染所致。我这下才放了心。T也和弟弟一样，两天过后烧才退，其间也是不肯吃东西，周四才去上学。周五晚上去查经，聊起来发现好几家的小孩都得了同样的病，也有大人得的，看来是流行性病毒。算起来，今年冬天的流行病我们家都赶上了，特别是R。我的朋友安慰我说，小孩在一岁前生病多，一岁后就生病少了。好在这次两个孩子都在一周之内恢复了，大人也没有给传上，希望这是今年冬季最后的一场病。

周五我带R去六个月体检。他的身高是90%，体重70%，医生说他很健康。小孩子真是恢复得快！

果雅的鬼魂

第一次看果雅的画时, 感觉没有18世纪的浮华, 反而有一种20世纪的狰狞与黑暗. 原来他也是乱世之子. 他的一生经历了宗教裁判所, 法国大革命, 拿破伦的入侵, 西班牙的内战. 死亡, 痛苦和疯狂成了他后期创作的主题. 昨晚看"果雅的鬼魂", 通过两个果雅画中的人物和他们交织的命运, 把整个时代的颠狂和个人的不幸演绎出来, 让人对西班牙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是欧洲成立最早的宗教裁判所, 它所代表的神权专制, 它所拥有的无限权力和恐怖手段, 对新教徒,犹太人和摩尔人的迫害, 对"异端"知识的禁忌, 成为天主教中最为人所垢病的机构. (边看边想起启示录中关于别加莫教会的经节). 法国大革命诱发的革命浪潮席卷欧洲, 一个暴政为另一个暴政所颠覆, 宗教裁判所走到了它的终结, 可是它的受害者并没有得当公义, 反而被以解放和革命的名义加倍剥夺. 果雅的乱世之画是黑暗之画, 让人看到在撒但国度中人的日子如何.

“信”与“知”

“信”与“知”的问题是知识分子信主历程中的一个坎。很多人认为基督教要求人必须dumb down才能信主。这样的看法其实没错，因为我们所受的现代教育与训练给我们太多知性上的窒锢与扭曲，让我们把不完善的科学当作终极的真理来崇拜，把有限的认知当作完善的体系而不自知，并自诩道德的优越与超然。dumb down还真是一个清除毒素，返璞归真的过程呢！

最近在查罗马书，今天在网上看到此文，觉得讲得很好，特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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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与“知”──从哈佛的校徽谈起 　　　　　　　　　　　　
基甸

哈佛大学是美国着名的“常春藤”大学之一。但今天很少人知道哈佛大学在历史上曾经以“认识上帝”为建校目标。最早的哈佛校徽上，有拉丁文“Ve-ri-tas”（真理）的字样，分布在三本书上，周围环绕着“pro Christo et ecclesia＂等字，翻译成中文，就是“为基督及教会（的真理）”。校徽中的两本书是向上翻开的，另一本书则朝下扣着。翻开的两本书，象征上帝启示给人类的知识；扣着的那本书，则象征人类对上帝的真理不可能全部掌握，上帝有上帝的奥秘，人对上帝应该有敬畏之心。今天，你在哈佛的校徽上，还能见到Ve-ri-tas 的字样，但是三本书都是向上翻开的，其余的字也不复存在了。

知识、真理与上帝有什么关系？基督教为什么会有神学？神学不是人的学问吗？基督教信仰不是与“人本主义”相左的吗？这个问题不但非基督徒会质疑，基督徒同样会有困惑。少数比较极端的基督徒，甚至把神学视为“属魔鬼的东西”。

实际上这个问题也就是如何看待“信”与“知”，即信仰与理性两者的关系的问题。按照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人因为犯罪堕落与上帝隔绝，已经没有能力靠自己的理性认识关于上帝的全部真理。人获取终极全部真知识的唯一途径，是接受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启示有两种：1）普遍启示，即如康德所谓“在我头上的灿烂星空，在我心中的道德律令”。2）特殊启示，即圣经与耶稣基督。（培根用“两本书”来比喻这两种启示。所谓的“两本书”，一本是大自然，一本是圣经。）一方面，上帝的启示是完整清楚的，人足以从中了解人的得救和人与上帝的和好；另一方面，上帝有他的奥秘，而人的理性有严重的局限，因此正如早期的哈佛校徽所表明的，上帝的真理，人不能全部掌握，因此人需要谦卑，同时需要努力追求认识上帝的真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想当然地以为，“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反智、反知识，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迷信、盲信就好，信了就上天堂，知识越多越“反动”。可这真的是“因信称义”的意思吗？“因信称义”真的引向反理性、反智的“盲信”吗？基督教信仰真的是反理性的吗？

基督教信仰当然是讲“信而得救”的。基督教信仰的知识论相信，人认识上帝，必然出于上帝自己超越的启示，即自上而下的“神找人”，而不是像抓着自己的头发想把自己提起来一样的“人找神”（参见《哥林多前书》一二等章，《约翰福音》三章，及《罗马书》等）。但是另一方面，基督教信仰并不排斥理性，反而给理性适当的位置，在一定的范围内肯定理性的价值。这样的理性观，正是跟传统基督教的“以信求知”的思想一致的。正如神学家、早期教父奥古斯丁，是相信“因信称义”的“恩典神学”的，但是他同时强调“信心”本身并不是人得救的条件或者得救的原因──就是说人不能指着自己的“信心”自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以弗所书》2：8）。用同样强调“因信称义”的马丁·路德的话来说，“因信称义”是人“通过信”被上帝称为义（即被宣布为“无罪”），而不是“因为信”就得称义──上帝以恩典称人为义，人以信来领受。信心是人得救的工具和媒介，而不是得救的条件或原因。信心既然不是得救的条件或原因，那么信心的功用是什么呢？按照奥古斯丁的观点，“信心只用于未见之事”，能够看见的事不需要信心。对得救、属上帝的人来说，上帝及上帝的道，就是“未见之事”。所以基督徒认识上帝，是“以信开始，而以眼见来完成”。人从接受上帝的恩典开始，直到最终能够明白看见上帝恩典的成全，就是“信仰寻求理解”的过程。“信心”是基督徒最初“领恩”的媒介，“信仰”是基督徒得救以后“知恩”所构成的理解。信心引导我们寻求对得救的理解，正如保罗所说，“知道所信的是谁”（《提摩太后书》1：12）。对奥古斯丁而言，真正的信仰，必然需要寻求理解明白，“谁只相信他所不知道的事，谁就不能说是寻见了”。更进一步地说，真正的信仰就是真正的明白。因为基督信仰并非一种心理作用，而是终极关怀，人要相信明白的是上帝启示的真理。真理之为真理，绝不取决于我们心理上的认同。所以对真理的终极追求，就是对真理的信仰和明白。因此人凭信心接受上帝的启示与救恩，而信心必然寻求理解，从而形成系统化的信仰。信心引导理性不断寻求更深的理解与明白。所以按照基督教信仰，基督徒都是以蒙恩得救开始，继而“以信求知”，以至最终明白真道。因此基督徒信了之后，还要去理解、去明白，要“深知道所信的是谁”，不但相信神，而且也要“知道”、“认识”神。当今广受欢迎的福音派神学家巴刻（J. I. Packer），写过一本很有影响的书，书名就叫《认识神》（Knowing God）。新约圣经就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3）“以信求知”，并不是只信基督教信仰限于理性能够确认的部分。信仰超越理性，它能够承接由启示而来的真理，而这是理性难以理解的。理性的角色是在启示所得的知识上建造、探索其含义究竟为何。中世纪的思想家吉尔松（Gilson），将基督教信仰体系比喻为华丽的大教堂，它建立于理性的基石上，但是其巍峨的建构，却高出理性的基础，远超过理性所能了解的。所以奥古斯丁所谓的“理解力”，也并不是如康德所批判的“纯粹理性”，而是结合人的理智、情感、意志的全人的对真理的追求，正如奥氏在《忏悔录》中所描述的、人寻找上帝的“心灵之旅”。

从以上的角度来看，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对“神学有什么用”的回答，就应该很清楚了。当然，基督教有两千年的历史，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数以亿计，基督教神学的体系的确是繁杂和多元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喜欢批评的经院神学，其实只是历史上天主教神学的一派，并不能代表基督教神学。在阿奎那（Thomas Aquinas，AD1225-1274）的时代，经院神学为了基督教神学系统化和“显明内在理性”的需要，开始从希腊哲学中寻求支持。当时的神学家们，似乎对亚里斯多德情有独钟，认定他的理念可以为基督教神学的发展，提供理性的基础，也可以用来对抗反对基督教的人士，护卫基督教信仰。这也就是后来的天主教的护教学所采取的进路（这种护教的进路，在今天的基督徒当中，也许仍然有其影响）。阿奎那的雄心壮志，是要建构一种兼具信仰与理性的知识体系，这也就是后来经院哲（神）学无所不包的“神学大全”的由来（阿奎那的巨著就叫《神学大全》）。今天我们一提到“经院神学”，就会想到“一个针尖上能够站几个天使＂之类的迂腐得可笑的“课题”。而阿奎那证明上帝存在的“五法”，更是著名。在福音派新教基督徒看来，阿奎那等人的知识论和护教理念（即所谓“自然神学”），有一个致命的先设，就是人的理性尚未完全堕落，所以人可以通过“中立＂的理性来认识上帝，甚至仅仅依靠理性就能认识上帝。而这是不符合圣经所启示的知识论的。圣经清楚地表明，人背离上帝犯罪堕落，而人的堕落是“全人”的，包括理性的昏暗和蒙昧。堕落的罪人会压抑真理（《罗马书》1：19-23）。因此圣经断然拒斥人可以仅仅靠着理性归回上帝的可能性。经院神学以后，基督教神学一直在发展。及至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改教家们倡导“唯独圣经”和“唯独信心”等，实际上是对“经院神学”中的理性主义进路的逆动和抗争。马丁·路德（1483-1546）极力反抗亚里斯多德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统治，提倡正本清源回到奥古斯丁“以信求知”的原则，强调人的理性必须被信仰所引导。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强调教义和教理，将教义与信仰生活紧密相连。加尔文重新以真知识（认识神）作为神学的主旨，也是溯源“以信求知”的理念。加尔文讲的“知识”，是救赎性的“以信求知”中的“知”，而不是形而上学的知识论。而路德和加尔文，正可以说是新教神学的代表。

从改教到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对信仰与理性的关系的言说，逐渐走向多元化。对此议题有较多、较深入探讨的神学家，包括了有存在主义意味的克尔凯戈尔（Kierkegaard，或译祈克果）、注重信仰经验的士莱马赫（Schleiermacher）、强调“历史意识”的特洛尔奇（Troeltsch）、关注“处境化”的蒂利希（Tillich，或译田力克），和注重“先设”护教的范泰尔（Van Til），等等。不过在二十世纪西方多元化的神学中，最引人注目、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的，大概还是巴特（Barth）的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新正统神学”。巴特希望建构的“神学大厦”，乃是一方面确立传统的教义学（巴特的巨篇代表作即是《教会教义学》），一方面又力图与种种现代思潮对话。巴特仍然视神学为“信仰寻求理解”，他认为神学是人“关于上帝的言说”。面对现代主义和自由派神学，巴特奋起抗争，竭力批判（然而范泰尔等认为，巴特仍然接受了自由派神学和世俗哲学的一些先设）。

西方现代神学经历了现代主义和自由派神学的冲击，今天又面临后现代思潮的泛滥，对信仰与理性的反思仍然在继续。毋庸讳言，对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当今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看法是多元化的。“耶路撒冷和雅典”，是两千年的古老问题了。基督徒中虽有极端“反智”的，但是大多数基督徒，并不把理性和信仰绝对地对立起来。基督徒的信仰建立在上帝启示的真理之上，因此基督徒信仰的对象是“客观”的。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信则灵”。上帝，还有上帝创造的自然律，存在就存在，不依赖于我们的相信与否。人的堕落是全人的，上帝的救赎也是全人的。基督徒的信仰，认真地说，并非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不是只在礼拜天做礼拜，却跟自己的生活世界完全无关。正如神学家、教育家、新闻家、政治家凯帕尔（Kuyper）所说，基督徒的信仰，应该是一个“生命（生活）体系”，是涵盖科学、哲学、艺术、政治等等整个人生与社会层面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1]。基督徒可以而且应该，努力在各个领域“荣神益人”，当最好的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政治家……而且既然上帝有普遍启示，现代自然科学也好，哲学人文也好，对基督徒来说，都不会没有价值，都是上帝显明其普遍启示的管道，当然也都可以用来见证和荣耀上帝。加尔文说过“假如我们相信，上帝的灵是真理惟一的源泉，那么不管真理在何处显明，我们都不应该拒绝或藐视，要不然我们就是侮辱上帝的灵了。”[2]当然，启蒙运动以后的西方思想，基本上是人本主义，与基督教信仰渐行渐远。宗教被视为跟“生活世界”完全隔离，是“形而上学”的“二楼”，表面上似乎很超越，实际上却虚无缥缈，是非常“业余”和“私人性”的“爱好”。在1836年以后的哈佛校徽上，那本象征敬畏上帝的书，也变成朝上翻开了，意味着人已经不再需要敬畏上帝，教育和“宗教”不再搅在一起，上帝被逐出知识和思想的领地。不要说世俗的大学，就是今天的一些“自由派”的神学院，也都不把“认识上帝”当作目标，其神学研究可以完全跟信仰分开，变成完全的学术性研究。目前中国的一些基督教研究机构就是这样的，甚至接收了许多根本不相信上帝的人[3]──虽然，在很多基督徒看来，一帮根本不相信上帝的人，在那里穷研究上帝，多少是有点搞笑的。

参考文帖：
[1]凯帕尔着、王兆丰译《加尔文主义讲座》http://godoor.net/jidianlinks/kp/kp.htm
[2]加尔文《基督教要义》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org/new/ReformationTheology/institutes/institutes.html
[3]基督教研究机构与学术刊物http://www.godoor.net/whjdt/yjjg.htm

本文其它参考资料：
1. 陈佐人，《教义、神学与“文化基督徒＂》，《文化基督徒：现象与论争》，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编，香港，1997。
2. A. E. McGrath, 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中译本《基督教神学手册》，刘良淑、王瑞琦译，校园书房出版社，台北，1998。

丹-海西的简历

公司的新老板上任两个月了，周五是第二次员工大会。丹-海西看上去其貌不扬，但是说话很简明，其中不少Pop Culture references. 我还是第一次听他讲话，竟然没有昏昏欲睡，反而对他的背景产生了一点兴趣，晚上回家在网上狗了一圈，看到了他在2002年的一篇采访，之中有他自己详细的背景介绍，可算是美国白领精英的典型简历。

丹-海西出身于军人家庭，从小随军四处为家，从小学到高中的12年中转了10所学校。他17岁离家去上大学，就此自立。先在圣母大学学西欧研究，毕业后去了康乃尔的商学院。当时AT&T在顶尖的商学院招收暑假实习生，但康乃尔不在其中。他通过在哈佛法学院的姐姐，拿到申请材料，竟然给AT&T录取。毕业后他就去了AT&T。70年代的AT&T还没有被分割成baby Bells，是通信业的龙头老大。AT&T有一个管理轮岗培训项目，丹-海西在20多年中转了10几个部门，从产品，销售，开发做到设备，人事，技术；从国内做到海外，手下从10多个人到几千人。AT&T对他们也不惜资本，80年代中送他去MIT的商学院学习，和他同时去的就是后来惠普的老总卡丽-费奥娜。这个管理轮岗培训造就了一大批今天美国通信业的领导人。在网络泡沫的高峰，丹-海西离开了AT&T去了一个Startup. 这也许是他判断失误之处，两年后他又回到传统的电信企业，这次是Embaque，之后是我们公司。

被问及他的教育背景给他最大的益处是什么？他说是他的文科教育，特别是对他口头和书面表达的训练以及他从小转学的经历--让他能适应不同的环境，学会与不同的人相处。特别触动我的是美国大公司对人才的投资，对职业经理的训练。一旦你有机会进入这样的公司，并勤奋肯干，成为精英不过是迟早的事。

回乡省亲记（三）

时隔一年才又来续上去年回国的见闻.

新年前回到昆明, 除夕那天三姐邀约我们去位于安宁的一个日式温泉度假村过年. 安宁离昆明大约一个多钟头的车程, 以硫磺温泉闻名, 是个沉睡的小城. 去国前我也来过这里多次, 虽然有"天下第一汤" 的题名, 其实温泉浴场就跟游泳池差不多. 记得有一次植树完后单位组织来这里泡汤, 大概是因为温度太高, 我在大池里游了几个来回后, 被旁边游过的人撞了一下, 竟失去平衡, 呛了几口水, 慌张之下, 竟自沉底了. 所幸有同事看到我在水中挣扎, 赶快把我捞起来.

到安宁的那天有点阴雨, 窄窄的街道上人迹稀少, 小城还有很多80年代的痕迹; 所不同的是螳螂川沿岸现在都是新建的联排别墅. 路上摩肩接踵有各式的小温泉浴场. 也许是除夕的缘故, 人们都回家过年了, 街上一派萧条冷落的样子, 让人想起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里的场景. 我们所去的日式温泉度假村位于郊外的山脚下, 顺缓坡而上, 日本式的园林中, 一个个造型别致, 热气腾升的露天汤池散落在葱郁的森林中. 我们全家租了一幢小木楼, 两室一厅, 地板是竹编的细席. 打开客厅的拉门, 后院里在亭榭和大树环抱中是一个四层的露天石头汤池. 不是夜幕降临后我们开始泡汤, 全家人躺在热气腾腾的池中, 一边聊天, 一边听鸟鸣, 看小雨转成雪花从天空中无边无际地撒落下来, 让人感慨人生的幸福莫过于此!

基督徒与世界

去年回国省亲时，在紧张的行程中还是抽空和爸爸去参加了一次当地三自教会的主日崇拜。那天讲道的是一个20来岁的年轻女子，颇有书卷味，大概是神学院毕业不久的，讲道的题目是“基督徒与世界”。我一方面为她小小年纪就敢来宣讲这样大的题目而觉得有趣，另一方面也对大陆官方首肯的神学见地甚好奇。果然她言辞虽流利，然而神学的根基浅薄，对基督徒“做盐”，“做光”的理解竟是是基督徒如何在世人面前做榜样！整篇的信息颇像团支书在做思想工作。

在[奇异恩典]中，韦伯佛斯对神要他在这个世界上做何等的工作还犹疑不定时，约翰-牛顿提醒他: “remember, you're in the world, not of the world. ” 韦伯佛斯所生活的时期正是风云激荡的年代：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英法战争...。从波士顿到巴黎到伦敦，“革命”是当时最为时尚的词汇。如果不是因着他的信仰，韦伯佛斯所倡立的社会变革运动很可能也走向极端，成为“革命”的协从。从雅各宾暴政所显示的来看，人民的革命与群氓的专制有时仅一线之分，真正恒久的社会改良决不是一夕的革命所能成就的。革命所改变的只是外在的社会结构，真正的人心的改变只有来自神的救赎。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客旅，是寄居者。我想对基督徒来说，这个世界和一切属世的东西终归要废去, 我们的心怀意念当专注于天, 在这世界上行走天路历程, 彰显神的怜悯，恩慈与荣耀。

奇异恩典

昨天重看2007年拍的[奇异恩典]，讲的是威廉-韦伯佛斯和他领导的英国废奴运动。其中约翰-牛顿的“奇异恩典”一歌被用来贯穿故事的发展。记得第一次听到“奇异恩典”是91年第一次来美国时。时值圣诞节期，在洛杉矶的大街上，街上临时搭起的露天舞台上，一位女高音在唱一支动人心弦的歌。当时并不知道这歌的名字，只是觉得好听。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著名的“奇异恩典”；更后来，信主之后才知道这首歌的作者曾是个奴隶贩子，他的得救经历让他写出了这首被广为传唱的诗歌。

每次唱这首歌，最触动我心的是这句, "How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appear the hour I first believed."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How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appear
The hour I first believed.

Through many dangers, toils and snares
I have already come;
'Tis Grace that brought me safe thus far and
Grace will lead me home.

The Lord has promised good to me.
His word my hope secures.
He will my shield and portion be,
As long as life endures.

Yea, when this flesh and heart shall fail,
And mortal life shall cease,
I shall possess within the veil,
A life of joy and peace.

When we've been here ten thousand years
Bright shining as the sun.
We've no less days to sing God's praise
Than when we've first begun.